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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8日 星期日

中國人的窮根

繁榮盛世背後慘絕人寰的哀痛
今年九月,媒體報道甘肅省康樂縣農婦楊改蘭,因被縣政府取消生活最底保障,貧窮活不下去了,用斧頭砍殺四個兒女,然後自己喝下農藥與兒女一起身亡。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家,掩埋了妻兒的屍體,也喝下農藥,一家六口離開了這個使他們貧窮而且絕望的中國。
我被楊改蘭一家的悲慘深深震撼的心還沒有平復,近日又從網上看到一則消息:江蘇省淮安市城東鄉罹患癌症的七十多歲老人王某與罹患糖尿病的老妻,貧病交加,老兩口用一根繩子綁在一起,跳樓自殺,也離開了使他們貧窮而且絕望的中國。
我旅居美國二十六年了,近十多年來,每年都有從中國來的人,或者從美國去中國旅遊、探親回來的人,告訴我:中國富起來了,你看北上廣的高樓大廈,比美國紐約的曼哈頓氣派;就算二線、三線城市的中國人,也比美國人有錢。果然,這些年我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美國旅遊,他們每到一地,就搶購名牌商品,像是有花不完的錢。
這些中國人,包括這些海外華人,不去追尋現象後面的本質:不知道那些高樓大廈的下面就埋著楊改蘭一家六口和王姓老人與他老妻的屍骨;有花不完的錢買名牌貨的中國人,掏出的每一分錢都沾著傾盡全力勞動也吃不飽肚子、養不起孩子、看不起病,唯有走上絕路的楊改蘭們和王姓老人與他的老妻的血淚。而這種普通中國百姓普遍貧窮的情況,現在與三十年前、六十年前並無不同,現在可能比過去更加嚴重。

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仍在延續
我是個職業新聞工作者。三十年前我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工作,擔任該報駐深圳特區記者。那時《人民日報》駐各省市的記者每年都要回北京開會,是各地記者們每年一次聊各自見聞的機會。我從我的同事那裡,印證了許多關於中國人貧窮的聽聞,而這些事實,記者們是不會寫成報道刊載於報上的。
楊改蘭一家居住的甘肅省,三十年前就和現在一樣貧窮。駐甘肅的記者說:他曾到這個省不算最窮的一個縣的農村採訪,見一戶農家的口糧僅剩下十幾個土豆。甘肅省旁邊是陝西省,駐陝西的記者說:外傳延安十八歲的大姑娘沒有褲子穿,實際情況是:全家人只有一條穿得出去的褲子,家裡有人穿這條褲子出門了,十八歲的姑娘就只能待在家裡。陝西的旁邊是河南,駐河南的記者說:黃河沿岸一位貧苦農民漢子,妻子臨死也沒能給妻子吃上一頓白麵饃,他神經失常了,把吵著要吃白麵饃的兒子一刀砍死,把兒子的頭割下來,用布包上,提著兒子的頭到鄭州共產黨省委大院去找省委書記。
我也向同事們講述了我的見聞:七十年代末我去粵中山區紫金縣採訪那裡普及小學教育,來到縣城城郊的一間學校,見學生們的課堂四面透風,課桌是幾塊磚頭支起的一塊木板,?子也是幾塊磚頭;老師沒有粉筆,用像是石灰一樣的硬塊在塗了黑漆的木板上寫字上課。有的孩子每天走幾公里的路來上學,孩子們從家帶來的午飯是糠和米混合的一個飯團。
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假如現在我的同事們都還自己的記者崗位上,聚在一起,我相信講的還是同樣的故事。不然中國就不會有楊改蘭一家死亡、王姓老人和他的老妻跳樓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日報》調新建的海南省任《海南日報》總編輯。我奉調去海南工作之前,曾多次到海南採訪,海南人的貧窮令人驚訝。有一次,我住在五指山區黎村的一位生產隊長家裡,全村房舍皆茅草搭成,生產隊長家也不例外。我四顧他家,見爐灶是由三塊磚頭支起的一口鍋;床上沒有蓆子,蓋的是一條滿是破洞的?子。我估算了一下,他全家的財產,折成人民幣不超過三十元。生產隊長的兒子到外面摘個生木瓜做菜為我燒飯,肉也是有得吃的:黎族人滿山遍野的抓些青蛙、老鼠、螞蚱、蛇等等,回家倒進一個米水缸裡,漚上十天半個月就可以吃了。平常捨不得吃,生產隊長為招待我,把他們的肉食端上來。海南黎族人有肉吃還算好的,最近我看到一篇網上文章,說四川大涼山有的孩子,十年沒吃過肉,七年沒洗過澡。寫這篇文章的人已經被公安局抓起來了。

中國人貧窮的根源
海南其實是個餓不死人的地方,覆蓋全島的綠色植物,一年四季能為人提供蛋白質和熱量。海南有四大資源:熱帶作物、漁業、礦產和旅遊,是比台灣還要富饒的寶島,但海南人一貧如洗。那一年我隨省長梁湘到文昌縣瞭解民情,那是民國宋氏三姐妹的家鄉。梁湘走進一家農戶,打開米缸,一粒米都沒有,掀開鍋蓋,鍋裡是清水煮的野菜。梁湘老淚縱橫,對那家農民說:共產黨對不起你們!我在中國生活了半輩子,第一次看見共產黨官員為農民的貧窮落淚,第一次聽見一位共產黨官員向百姓說一聲對不起。
中共在海南省辦「大特區」,省會海口市迅速繁榮起來,權貴們爭相來海口掘金、尋歡,一時間,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但離開海口往北走三十里,就見農村死氣沉沉,農民衣食無著。不久前有一位《海南日報》的同事來美國旅遊,抽時間探望我,他告訴我:海口比過去更繁華了,成了銷金窩。我問離開海口三十里便是貧窮農村的現象是否還存在?他說:情況有改變,三十里現在變成五十里了。至於黎村,他說也有變化,黎族人靠與來參觀黎村貧窮落後的漢族遊客合影賺了不少錢。
那時我是共產黨的記者,我得承認,我所看到的與中國人實際的貧窮相差甚遠,不及大躍進後的三年餓死四千萬中國人、農民易子而食的窮困與悲慘之萬分之一。我在中國當記者的任務是報道中國共產黨怎樣為人民謀幸福,但我不止一次在採訪中遇到尷尬情形:我請老農民憶苦思甜,老農民講起逃荒討飯,一問,他們訴的苦都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後。
我寫了我所見到的中國人的貧窮,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人的窮根》,窮根在那裡?誰製造了中國人的普遍貧窮?這是任何人都能講出同樣一個答案的最顯淺的問題。還用問嗎?誰讓中國人遇上了貪婪兇殘、視民如草芥、陷民於水火的中國共產黨呢。
再寫一段故事作為這篇文章的結束吧。在跳樓自殺的王姓老人和他的老妻居住的江蘇省,當年《人民日報》駐江蘇的記者說:有一年聯合國資助一億美元給蘇北一個貧窮農村推廣先進耕作技術和安裝沼氣發電設施,一億美元到了北京,下發到省,就剩下一千萬了;從省下發到專區,剩下一百萬;從專區到縣,剩下十萬;從縣到鄉,剩下一萬;一萬美金對於鄉幹部,是一筆天上掉下來的橫財,於是他們拿出一千美金給聯合國指定的那個地方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其餘九千美金,進了鄉幹部的小錢櫃。

來源轉自:
【2016年11月號 動向 總375期(美國)程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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