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Translate

2015年12月27日 星期日

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近年屢見所謂「新左派」對於被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揚,另外還有一種論調,歪曲「宜粗不宜細」的本義,欲將「文革」的歷史束之高閣。筆者是曾經滄海的過來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記憶,願我們的民族永遠記住這段滴血的歷史。
恐怖之夜,走脫羅網
1966年8月18日,按當今的說法,肯定是個商家「大順大發」的開張吉日。當日老人家臨時換上不合身的綠軍裝,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昭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張。
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甚麼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於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
我的父親章乃器是毛澤東在1957年欽點的「右派頭子」,我自然是沒有跟著去山呼「萬歲」的資格。據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我讀書的清華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老人家曾親自寫信,對「造反有理」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本校風光無限,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雲雲。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裡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裡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裡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面地搬運磚石······。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髮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當晚回到宿舍,裡面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乾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既然不受歡迎,於是收拾行李,遵命「滾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於幸免。
我在運動初起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有空間與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於夜幕中鑽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後,有甚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衚衕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衚衕母親的住處(父母已分手多年),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甚麼出身」。走在黑夜的淒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衚衕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於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於嚴酷的「革命形勢」還很木然。
當晚心中記掛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聽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面就板起臉宣佈:「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乾子弟,曾與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算是有過「戰鬥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
我沒有回宿舍,徑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正在用皮帶狠狠抽打門房周大爺。據說他曾是圓明園一帶的地主,因家道敗落,解放前就把地賣光了,後來便在學校當門房糊口。周大爺平日與世無爭,好寫幾筆「精氣神」之類的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掛在門房裡,每日塗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燉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
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機。我見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鑽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於是鼓起勇氣,大搖大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他遲疑了一下,將頭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
闖關成功,心情不亞於伍子胥過文昭關。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衚衕,父親那裡宅門洞開,外面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他已遭厄運,生死未卜。關於父親九死一生的經歷,已寫入他的《七十自述》。
慘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發生,狂熱的背後,是中國「明哲保身」的旁觀者們特有的冷漠。瘋狂持續了多日之後,革命的高燒開始減退,於是我又回了一趟學校。
在校園裡,見到一位被指為「作風不正」的高年級女生,被剃成了「陰陽頭」。走進教室,只見兩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王淑瑛、孫淑綺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學訕笑著跟我打招呼。問那位要我用皮帶抽父親的男同學,如當時我留在學校,是否也會遭到同等待遇?他笑著回答:「不會的,我們只想好好和你談談。」我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
此後得知,本校萬邦儒、韓家鰲兩位校長,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師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後,從鍋爐房的高煙囪向內跳下,他的兩條腿骨插入體腔,屍體縮短了許多。
同時高年級的「反動學生」如鄭光召(鄭義)、鄭國行、徐經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鄭光召身強力壯,是本校高年級學習、體育「尖子學生」,只因貼大字報保過校領導,被剝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帶狠抽。他不服罪名,將一枚毛主席像章穿過皮肉,別在胸前,結果被打得腎臟出血。據老同學史鐵生回憶,上述兩位本班的女同學,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結束多年後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面,可見當年感情傷害之深。

萬千慘景,一堆爛帳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裡,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裡出來的唯一生還者。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被剃了「陰陽頭」,被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象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
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話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幾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記得一本精神病學書上講,特定環境下的人群,會在某種誘因下,引發集體精神失常現象,稱之為「精神病流行」。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就類似這種發病環境,各種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誘導,便集體發狂,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
一位朋友訪問德國後對我說:與經歷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類似「衝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只是幫凶角色。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甚麼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數字,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但社會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殺者,顯然未被統計在內。
母親所住衚衕裡,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裡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髮修齊,衣著整潔,保持著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於是列入抄家名單,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懷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於紅衛兵的皮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據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後裔,平日十分低調,但既屬於「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後,掙扎著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難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許多掛著黑牌掃街掃厠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許多是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我所見到的最高齡者,是一位已超過九十歲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從事賤役的賤民們,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中,又增加了不少同類,街道衛生大為改善。
這條衚衕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我曾見一對老態龍鐘的夫婦,大約屬於「小業主」階層,推拉著老北京揀破爛用的四輪「地坦克」,上載一堆破舊的生活用品,步履蹣跚地到財政局請求上繳,說是紅衛兵命令送來的,但該局不收。問「哪兒能收?」,答「自己問去。」於是又艱難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對象還要服「送貨上門」的勞役。
抄家過後,北京的大小拍賣行裡,堆滿各種抄來的高檔硬木傢具(文物除外),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據說有識貨者乘機購入,發了一筆小財。至於揀垃圾獲得珠寶、黃金、銀圓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於「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後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作價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只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這場社會財富再分配,居民廉價分得的,只是幾滴余瀝,聊為封口之資罷了,真正的大頭在國庫那邊。一個有憲法的泱泱東方大國,不靠發展生產力來增加社會財富,卻靠製造「階級鬥爭」來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殆非為政之正道。

一言奪命,女童喪母
前面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擔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於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分。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老,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於苦出身,後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小巧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裡。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於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竑前妻)。後來張女士終於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雲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於是張女士採取變通辦法,到雲南與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後,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於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如今自由開放的少男少女們,恐怕無法理解在那個禁錮人欲的年代,一位頂著「知名人士遺孀」名分的女子守節之艱難。這愛和被愛的權利,對於張潔鳳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鬥,厄運一下子降臨到無助的女人頭上。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梁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面上,饒她一命。但在場民警對紅衛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於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兒。
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捨活著。有時她在衚衕裡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稀黃的頭髮,安慰兩句。我沒有隨身帶食物的習慣,也沒有錢。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黑五類」中最荒唐的品種,莫過於「壞分子」。這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為體制或世俗所容,而又無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為「壞分子」,是一種「百搭」身份。而張潔鳳從未被戴上過任何「帽子」,只因過得比別人幸福了一丁點兒,就招來殺身之禍。
終於有一天,我在衚衕裡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髮花白的工程師從雲南趕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裡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衚衕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後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
女孩望見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聲「小東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瞭望虎視眈眈的街道幹部,欲言又至,保持著距離慢慢前行。
這是我走得最長的一段路。拐出衚衕時,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幹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一年後工程師攜女兒從雲南來看我和母親。據他說,家難發生後,接到司徒家的親戚(著名畫家司徒喬之弟婦)來信,方趕來接走女兒。這次是專程來解決遺留問題,他已經找到了當年的紅衛兵、民警以及有關單位,但問題沒有解決。
「文革」結束後,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海公園前門見面。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潔鳳的女兒和丈夫。女孩已長成少女,大人則更加蒼老。劫後重逢,望著相依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惡夢醒來,良久竟相對無語。
得知張潔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申訴。張潔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於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復生。
張潔鳳在海外洪門中,肯定夠得上「祖師奶」級的輩分,敢於冒犯她的人,難免不落個裝進麻袋、沈到水底「種荷花」的下場。她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偉大時代竟不容熱愛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為愛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幹部和紅衛兵們,今生能否擺脫良心的折磨?我無法想象,一名眼看著母親被活活打死的六歲女孩,心靈上創傷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張潔鳳彌留之際,想對至親至愛的女兒和丈夫說些甚麼?

母女攜手,化蝶雙飛
母親當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有幾位要好的女同學,其中一位名叫張為璇,我稱她為張阿姨,她的女兒劉小遷,是我幼年的玩伴。
張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是一位胖胖的、和藹可親的知識婦女,一口吳儂軟語。她也是個普通人,但其父張一麐卻大大有名。
張老先生曾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對袁氏稱帝,幾與袁氏割席,被從大總統府秘書兼政事堂機要局長的職務上調離。晚年老先生定居蘇州,父親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獄後在蘇州關押,他與李根源、陶家瑤等蘇州耆宿,都曾予以聲援和關照。「七君子」出獄時,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變」後,他與李根源、馬相伯等組織「老子軍」,誓死抗敵。抗戰期間他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素以持論公正著稱,受到周恩來的尊敬。
張阿姨家道殷實,夫君劉先生是一位工程師。女兒劉小遷是個白白淨淨的小姑娘,小我一歲,曾與我在幼兒園同學,常在一起玩「過家家」遊戲,我當「爸爸」,她當「媽媽」,女兒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還不懂得「家庭」是怎麼回事,有一次到張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佈將來要與小遷妹妹結婚,被母親當場訓斥,鬧了個大紅臉。
後來劉先生工作調動到邯鄲,而北京市要將「複雜分子」通通清走,將偉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許張阿姨繼續居留。於是她聽從我母親的建議,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母女獲准移居蘇州老家。小遷那時已是個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後我再也沒見過她。
張阿姨與母親保持著通訊聯繫,「文革」爆發後,人人自顧不暇,音問中斷。不久偉大領袖支持革命師生搞「大串聯」,我因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學校「革委會」開出一份介紹信,揣上父親給的二十元錢,擠上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
行前父親要我去一下蘇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鵑;母親則囑咐一定要去看張阿姨,然後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兩位同學。
在蘇州下車,住進「革命師生接待站」後,立即梳洗一翻,準備去張阿姨家。我那時已處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動期,想起馬上要見到小遷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樣,心情多少有些興奮。
張阿姨家原住在蘇州城內吳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給母親的信,都注明「蘇州富郎中巷××號顧乃文轉」,顧氏為當地名醫,與張家是世交,張阿姨回鄉定居,便成為顧家房客。到達觀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時,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門前怔住了——門上貼著紅衛兵的大封條。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聽,孰料她竟嗲聲嗲氣爆出一條驚人信息:「顧——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趕快解釋是找顧家房客。經一位好心鄰居指點,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裡找到了張阿姨,但不見小遷,據說是隨學校參加學農勞動去了。
顧氏為姑蘇世家,宅第中亭台樓閣,曲徑迴廊,當然是抄家的重點對象。他不堪鬥打侮辱,跳樓自殺了。張阿姨雖是房客,但因為家中陳設講究,又是名人之後,連帶著也遭抄沒,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張阿姨做了蛋炒飯給我充飢。她現在全靠丈夫寄來的工資,維持母女生活。談起北京家中情況,我據實相告,她說人活著就好。張阿姨談吐樂觀,我覺得可以放心向母親復命了,不過沒能見到小遷,心中多少有些惆悵。
我在蘇州打聽周瘦鵑下落,很快得知這位鴛鴦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當紅衛兵摧毀了他嘔心瀝血培育的盆景之後,便殉了那些至美靈物,在自家花園投井自盡,落了個「人琴俱亡」的結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親的兩位同學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師生接待站」設在「南屏晚鐘」的淨慈佛院大殿裡,莊嚴佛像已蕩然無存,僅發現一尊雕工精美的漢白玉觀音,橫倒在後院的山坡上,但已經沒有了頭。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燒飯的燃料,是一籮筐接一籮筐的佛經雕版······。到南昌後我無心再走,折回首都。
張阿姨與母親的通訊時斷時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無。母親得到一個不確切的傳聞:張阿姨和小遷一同上吊自殺,但始終不肯相信。她們既不是「黑五類」更不是當權派,沒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結束後,人們開始尋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親友。我在董竹君、許寶騤兩位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輾轉找到了張阿姨在北京的弟婦。當向這位老太太說起我母親是張為璇的同學時,她平靜地回答:「我還記得令堂,可惜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這本是我心中預料的答案,但還不甘心,又問小遷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聲:「為璇把她也帶走了!」
原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劉先生被圈禁審查,工資被扣,音訊全無。張阿姨生活來源頓時斷絕,這意味著將失去最後的自尊。她不能過那種四下哀求「嗟來之食」的生活,毅然帶著愛女走上不歸路。待到劉先生解除審查,已經家破人亡。
與周瘦鵑先生一樣,張阿姨屬於那種極有教養、斯文安逸的蘇州人,一輩子從未傷害過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傷害。母女兩代閨秀,象兩件潔白細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動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這位兒時玩伴,十七歲的花季少女,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牽著母親的手,象蝴蝶一樣從這個瘋狂的世界上悄悄飛走,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比我晚一年來到這個世界,但生活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除了親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沒有給社會留下任何記憶。
多年來一直想不明白,是甚麼樣的母親,能忍心讓女兒殉葬?我不敢想象當晚母女相對投繯的細節。今天忽然醒悟:「質本潔來還潔去」,是女兒自願選擇追隨母親,保持做人的尊嚴。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一場「大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法國大革命的殉難者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義而行!」將「自由」換成「革命」,有甚麼區別嗎?
魯迅筆下的狂人,從千年禮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義道德」的字縫之間,好不容易解讀出「吃人」二字。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斷懺悔曾經對師長的傷害,我不再記恨任何無知者的傷害。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來源轉自:
【2015年12月號 編者按:本文據網絡,作者章立凡。】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其他.相關】: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