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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日 星期二

遭美制裁 中共擬投巨資研發晶片


外媒26日報告說,中共有意加快在芯片領域的大手筆投資。(Getty Images)
【記者林燕/綜合報導】
多家外媒報導說,中共國有投資基金接近完成1,200億元人民幣(合約5,400億元台幣)二期籌資,計劃投入大陸芯片產業開發,華為科技、中興通訊等有機會獲得資金支持。
在近期中興通訊因違反協議遭美制裁、面臨休克狀態下,中共有意加快在芯片領域的大手筆投入。
路透社4月26日引用消息人士的話說,中共政府支持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簡稱「大基金」)已接近完成1,200億元人民幣的二期募資。
有知情人士透露,大基金擬成立一個新基金,專注於扶持本土芯片生產及技術。包括:記憶芯片、集成電路設計和複合半導體。

中共2025計劃
2015年,中共發布的產業指導戰略《中國製造2025》中提到,中國芯片自給率要在2020年達到40%,2025年達到50%,其中手機芯片要自產三分之一。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扎里特(William Zarit)也指責「中國製造2025計劃」說:「這對我們意味著是,一個公司在跟一個國家競爭。」 美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曾在《金融時報》上撰文說,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創新的國家,支持中國走創新的道路,但這條路不能靠強迫美國公司交出專利技術以及盜竊美國知識產權來完成。

專家:官僚投資註定資源浪費
美國知名IT市場調研機構加德納(Gartner)的副總裁盛陵海表示,大陸半導體廠商的崛起可能不會對整個產業形成毀滅衝擊。
大陸《新京報》等多家媒體在2016年1月報導,過去數年間,中國科研經費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在科技研發,60%都用於開會、出差等。
台灣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師王盈勳撰文說,國家官僚機構註定是沒有效率的,會把資源浪費到沒有用的地方。

習訪芯片廠 專家透露研發真相
4月26日,在三峽考察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要靠自己的努力,必須把「大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裡。他說要通過自力更生,科技攻關要摒棄幻想,倒逼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習近平在武漢會見印度總理莫迪之前,先去了芯片製造公司「中國光電子創新中心」進行視察,在視察之後第三次說了幾乎相同的話。分析說,去視察芯片公司才是習近平去武漢的主要原因。
因為這個中國光電子創新中心是「中國製造2025」正式授牌的創新中心之一。「中國製造2025」是中共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就是想讓中國從「製造大國」邁入「製造強國」,最終目的是讓西方國家在製造業上臣服於中共。
在中共官方媒體的宣傳中,現在把芯片技術稱為「國之重器」,因為根據中共官方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市場上90%的芯片都是靠進口的。可想而知,習近平說「大國重器」的這個份量。
這也可能是被美國打急了,因為中國兩大手機製造商都面臨著相當危險的境地。彭博社報導中指出,中共計劃在未來十年,要投入大約1500億美元,搶佔芯片設計和製造領域的領先地位。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共就已經開始技術攻關,並且列入了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進行實施,但是進展並沒有達到預期。中共喉舌《人民日報》說,「中國芯」除在艱苦的爬坡階段,但是在業界卻有浮誇、造假之風,甚至在本世紀初還弄出了一個「漢芯芯片造假」的醜聞。
努力了20年了,結果如何?網絡上有一位自稱有10年電子行業經驗的工程師指出:中國的芯片研發,毫無寸進。
有分析指,中共從現在努力,想在短時間內完全芯片自主,再來一個「趕英超美」。可能會有,但希望比較渺茫

來源轉自:
【2018年05月01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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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30日 星期一

中共軍機闖韓識別區遭攔截


圖為2016年珠海航展上的中共運9(運狗)機。(維基公共區域)
【記者文樸/綜合報導】
韓朝首腦峰會4月27日剛剛結束,中共軍機第二天就再闖韓國防空識別區,遭到韓戰機攔截。
據韓方4月28日表示,中共這架運9偵察機是在當地時間上午10時44分,從離於島(中方稱蘇岩礁)西北方進入韓國防空識別區,接著飛機改變方向,靠近東南方浦項市,然後朝日本海上的鬱陵島方向飛去,於下午2時33分離開南韓防空識別區。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發聲明說,韓國戰機當天曾緊急升空,以攔截這架駛入防空識別區的中共軍機。
這是中共軍機今年第三次闖入韓國的防空識別區。此前中共軍機闖韓國防空識別區分別發生在1月29日和2月27日,當時韓國戰機也都曾升空予以監視。
中共軍機除闖韓國防空識別區外,同時對日本、台灣也進行了同樣的行動,中共軍機近期不時穿越日本南部島鏈上空或繞行台灣周邊空域飛行。不但令亞太局勢緊張,同時也引起了美、日、韓及台灣的警覺。

來源轉自:
【2018年04月30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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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馬克思主義的謬誤


紅魔馬克斯曾污染大半個地球,更因而令大多支持或執行的人不得善終永世遭人明唾暗貶!(網路圖片)
         統治中國大陸六十多年的「馬克思主義」,其實當中有許多只是簡單直接的「線性思維」和謬誤,已被蘇聯、中國等世界上幅員最大和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長達大半個世紀殘酷和規模宏大的社會實驗無情証偽。玆舉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如下:
         馬主義批評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和「荒謬」之處所舉的著名例子是:資本家為了保持和提高商品在市場的價格,寧願毀滅商品也不讓它們無償地歸還生產者,直接放到消費者和窮人的手裡。比如寧願將牛奶倒入海也不給有需要的人。資本主義國家遍地高樓大廈,而窮人們卻只能露宿街頭,形成了「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不合理社會現象。馬主義簡單地認為:只要解決了這種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改變和消滅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社會生產力便會「得到極大的發展」,社會就會得到「極大的進步」,從而進入人類最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
         可是,經過人類歷史上最龐大最殘酷的社會主義大試驗,結果如何呢?人們親眼目睹的是:牛奶不倒海裡了,可是牛奶沒有了。房子都分配給員工們住了,擠得滿滿的,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
         七十年代筆者在廣西、貴州工作,生活極為艱苦,「半月不聞肉味」是常事,想買一小包內蒙奶粉難於上青天,直至婚後調昆明工作,八十年代才能憑新生兒証明每天大清早排隊購得一百克鮮奶。中國從未有過將牛奶倒海裡吧?怎麼市場上不見牛奶呢?原因在於公社化、普遍公有制,農牧民完全沒有生產的積極性。直至「改革開放」後,把部份的生產自由還給了農牧民,才真正有了牛奶及奶製品供應,今天各大中城市的超市才有了盒裝鮮牛奶和袋裝罐裝奶粉供應,這在毛澤東時代是難以想像的。
         七十年代末,筆者開始在昆明建築設計院工作,對毛時代和後毛時代建築業的蕭條泠落體會更深。那年代,土地無償佔用,誰佔歸誰,一切實行「單位所有制」的計劃經濟,各行各業死氣沉沉,鮮有建設新房子。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全靠「解放前」國民黨留下的高樓大廈撐門面。「解放」三四十年,幾乎沒有建過什麼像樣的新房子,住宅建設就更不用說了。人們普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擠在「舊社會」留下的破舊房子裡,以致發生上海年輕人為婚房鬧出人命的慘劇。那年代昆明各單位建的職工宿舍全都是紅磚與製板的四至六層簡陋紅磚房,不少連獨立廚廁都沒有。很多房子剛完工甚至未完工就被擠進來搶住,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有房無人住」的現象,房子都住得滿滿的,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土地有償使用,開放民營建築,房產私有、允許買賣,才出現了各地城市高樓大廈雨後春筍的蓬勃局面,中國老百姓才第一次見識了什麼是現代高層住宅。
         事實証明馬主義的「線性思維」謬誤太簡單幼稚了。牛奶不倒海裡了,可是牛奶沒有了。房子都無償分給員工,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
         馬的著眼點(聚焦點)錯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不取決於產品的分配和使用,只在於社會制度(所有制)是否能促進全社會的生產積極性。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曾說:「中國人勤勞聰明,善於營商,中國之所以近年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成就,中共承認只是給他的子民解開了幾個扣子,鬆了綁而已。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把捆綁完全解開,或者從來就沒有捆綁過人民,今天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果呢?」

來源轉自:
【2017年9月號 爭鳴總479期 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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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4日 星期日

中共必亡!中國已進入專制最易崩潰期

熟嫻中國問題的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到專制政權最易垮台的時期,中國將無可避免走向變革,未來改革式革命(Refolution)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

美國知名學者裴敏欣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中提出,未來10至15年後,改革式革命將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網絡圖片)
美學者同聲:中共統治將終結
美國之音報導,日前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裴敏欣在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一場研討會中提出,中國將出現改革式革命,中共一黨專政統治將終結。
裴敏欣表示,他通過對近30個與中國有相似性國家的民主轉型研究後發現﹐只有達到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專制集團才容易垮台。而目前,中國已經具備向民主化轉型的社會經濟條件,未來10至15年後,這些條件只會更加成熟,以人均”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計算,中國目前人均GDP為1,3500美元,正好處於政治轉型範圍的中間值。
如果按教育年限計算,中國目前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時間為7年半,剛好也處於轉型範圍的中間值。而且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還在以每年700萬的速度增長,10年後,這一數字將提高到8年半。這也是別國沒有的促進轉型的重要因素。
如果從歷史經驗來看,也有可比性國家,即地處亞洲、中等收入或共產黨執政在達到同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時,都發生了某種形式向民主的轉型。
因此,裴敏欣認為,在民主轉型條件不斷成熟的同時,中共政權體系也已經開始衰落。根據近40年歷史顯示﹐專制垮台的過程會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是長期的衰落;第二階段是發生突然的崩潰。

中國政治轉型有三種選擇
裴敏欣認為,未來中國發生政治轉型可能有三個選項:改革、革命或二者結合,即改革式革命。不過他又說,中國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時機已經錯過,改革的窗口正在關閉或已經關閉,且時機不復返,而目前最有可能發生的是「改革式的革命」,裴敏欣希望執政菁英能夠帶領中國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在稍早,裴敏欣在接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訪時也曾表示,「一黨專制在中國將難以永久維持下去。」
裴敏欣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執政74年,一夕崩潰。到2030年,中共就已經當權81年,因此可以合理推測,只需再過10至15年,共產黨壽命上限即將到來。
裴敏欣還舉例說,“從2012年以來薄熙來、令計劃、周永康以及他們的親信遭到清洗便可以看出來。意識形態的衰落,讓共產黨失去了使命感和調動普羅大眾的重要工具。通過鎮壓來維持一黨統治的經濟和道德成本,也達到了難以持續的水平。”
因此,他總結,在面對環境惡化、公共服務差、社會不平等、腐敗盛行等諸多問題,中共一黨制下的中國注定是失敗的,中國擺脫專制是一個必要抉擇。
裴敏欣是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專長研究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的專家。著作包括《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消亡》、《中國的轉型陷阱:專制制度發展的限制》等。其新書《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政權衰敗的動態》將於今年夏天出版。

作者: 網絡文摘
來源: 看中國

來源轉自:
【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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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9日 星期一

美航母戰鬥群巡南海波瀾不驚有玄機

美航母南海巡航沒掀起「浪花」
近日美國第一航母戰鬥群(Carrier Strike Group 1)在南海巡航,第一航母戰鬥群隸屬第三艦隊,此次巡航南海的包括尼米茲級旗艦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因此又稱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邁爾號(USS Wayne E. Meyer)以及海軍航空第二大隊配載的數十架戰鬥機、電子戰機、預警機、運輸機、直升飛機等。據海軍部的通報,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於二月十八日開始進入南海正常巡航。
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以加州的聖地亞哥為基地,二○一一年本‧拉登被美軍擊斃後,其屍體就是被運到當時停泊在波斯灣的卡爾‧文森號航母上舉行海葬的。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出發前往南海巡航時,曾引起媒體關注,美方也高調宣稱此次巡航將進入中方在南海所造人工島的十二海浬內巡游,顯示美方捍衛南海國際水域巡航自由的決心。但蹊蹺的是,自從二月十八日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進入南海後,其蹤跡成謎,不但中文傳媒沒有任何消息,英文傳媒也不見報道,似乎這件事不存在一般。
美國大張旗鼓派遣航母到南海巡航,尤其是宣稱將進入中方在南海的人工島十二海浬巡游,是對北京「捍衛領海主權」的藐視,也沒有將中方「國家核心利益」的紅色底線放在眼裡,按理來說中方應該強硬回應才合乎邏輯,但中方卻一直裝聾作啞,除了外交部發言人輕描淡寫地表示希望美方遵重中國的國家主權外,過去一段時間在南海問題上聲勢洶洶的官方智囊、軍方謀士以及民族主義傳媒《環球時報》等,猶如泄了氣的皮球,此次一概不出聲。

楊潔篪訪美有三個主要目的
筆者對此的猜測是這些激進民族主義份子一定是受到高層壓力,不敢造次,而北京正準備與特朗普新政府達成某些台底交易。果然不出所料,二月二十七日負責外交的國務委員楊潔篪匆忙訪美,據各種渠道傳出的消息及傳媒分析,楊潔篪訪美的主要目的有三個:最重要的是推動習近平與特朗普的會晤,據推測特習會很有可能安排在今年七月於德國召開的二十國首腦會議期間舉行;其次是確定特朗普政府對「一個中國」政策承諾的有效性,另外是摸白宮的底,與白宮幕僚互動。
從楊潔篪訪美期間的行程看,他在白宮與特朗普短暫見面透露了許多信息。按慣例他這個級別的官員特朗普完全沒有見的必要,當年王岐山擔任副總理到美國訪問時,還是在保爾森的安排下見了時任總統的小佈殊,後來王岐山再次訪問美國時,奧巴馬也只不過禮節性地會見了他。因此,此次楊潔篪以低於副總理級別的國務委員身份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是屬於超規格的,考慮到此前特朗普對中國的大力批評,這種超規格的會面更不尋常。
引人關注的是特朗普與楊潔篪會面時,在場的有白宮戰略顧問班農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班農是白人極端主義者,他對中國的惡感也是出名的,因此他不可能在楊潔篪見特朗普一事上有任何幫助,而庫什納的在場,令人聯想到春節期間他太太、特朗普大女兒伊萬卡到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參加春節聯歡之事,當時的傳言是因為特朗普沒有像其前任那樣在春節期間向中國人民表示慰問,中國駐美大使館通過熟人關係請到伊萬卡前來「拜年」,為其父圓場,而伊萬卡也表現出對中國的熱情。事實上庫什納、伊萬卡夫婦在商業上與中國的太子黨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楊潔篪與特朗普的會面,庫什納從中出面斡旋的可能性極大,他們是否達成幕後交易,不久將會有消息傳出。

目前北京對美以幕後交易為主
從目前的情形看,面對特朗普政府的強勢作風,北京的應對方式除了不敢硬碰硬外,就是以幕後交易為主,通過特朗普周圍的親中人士,尤其是他的女兒女婿來打交道。從這個角度看,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在南海巡航沒有掀起任何「浪花」就很好理解了,美方很可能暫不進入中方在南海所造人工島十二海浬,而中方則不再指責美方的自由航行行動。
根據美國軍方的部署,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雖然依舊屬於第三艦隊編制,但將會在屬於第七艦隊轄區的東亞地區逗留半年左右。在這半年裡,美國在東亞將有兩支航母戰鬥群,除了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外,第七艦隊所屬、以尼米茲級航母裡根號為旗艦的第五航母戰鬥群則以日本的橫須賀為基地。美國軍方在東亞地區保持兩支航母戰鬥群的態勢很可能將長期化,這與東亞局勢的變化,尤其是北京力圖將南海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有直接的關係,同時也是為了應對北韓危機。如果在特朗普主掌白宮期間中美關係得以穩固及改善,那麼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也可能提早返回母港。

來源轉自:
【2017年3月號 動向 總378期 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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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文革到底害死了多少人?



作者: 網絡文摘
1980年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問到文革死了多少人時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文革結束後葉劍英講話,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千萬人,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文革結束時華國鋒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作家秦牧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浩劫,幾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公開進行!」
「幾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七百七十三萬人。這個數字可能偏高,但是應在二百萬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一1966年紅色恐怖殺人10萬
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這「橫掃」,始於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達11萬4千多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千8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8千餘戶被抄。全國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
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範圍的恐怖。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這邊……,把五類份子的情況提供給他們。」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五類份子」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當然十分清楚,他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不能勉強。」謝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廳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公安廳長問:「拘捕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他們不衝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們拘捕打死人的紅衛兵,你們就要犯錯誤。」
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江青傳達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這個最高指示之後,紅衛兵打死人合法化,在這批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毛只是沒有當面表彰他們打死人的行為,他利用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以壓制對手。
各省市公安局長們還是有顧慮的,他們擔心放手讓學生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會被追究。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復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凶殺人睜一眼閉一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無遠弗屆。後來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1千7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者應不下10萬人。
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1959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里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判決書:死刑,不准上訴。他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發不出聲,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場槍斃了。
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用板子壓住舌頭,不讓他們發聲。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裡塞進壓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劊子手割斷其喉管。
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等,批准了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予以割喉這一「新生事物」。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至1975年處死張志新時,遼寧省已有30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瀋陽監獄當局割張志新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旁邊一個女管教員見狀,慘叫一聲,嚇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20萬人
除了被殺,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僅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巴金回憶道: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該。」
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導致這場運動的瘋狂。有文革學者估計,文革初期自殺的人當在10萬至20萬之間。

武鬥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30到50萬
1967-1968年的武鬥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國性的武鬥起於67年新疆。毛澤東號召奪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
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直至1968年底方漸平息。
武鬥中死了多少人?陝西省數據,勉縣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縣784人。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慘烈,當地是中國的軍工基地。
軍分區和空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裝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百多人,雙方死傷不計其數。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2千餘人,另有8千多人殘廢。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嵊縣戰死191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二十軍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餘間。
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虐殺戰俘也是武鬥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13人。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
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4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悍然槍殺了3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60萬之間。
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五十萬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
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5063人被揪鬥,236人死亡。寶山縣揪鬥1702人,死亡達334人。」
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清隊整死的人數才會低於100。如中蘇邊境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各級革委會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他們私立公堂、嚴刑拷打,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強加子虛烏有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反黨」等各種「階級敵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清隊運動樣板。1400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審查,14名老工人自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隊重點。湖南大學革委會成立後,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殺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

趙健民案一萬七千餘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抿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開始抓「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分子。僅此一案,雲南138萬人被牽連,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
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宣佈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伙人就是反革命。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同伙,是黑窩」,該局1200余乾警被審查,濫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長江楓在內被整死44人。

冀東李楚離案三千人死於非命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內蒙內人黨整死一萬六千人
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一九四五年,該黨恢復,由早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烏蘭夫領導。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內蒙古大抓內人黨。在整個內蒙古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分子。全內蒙古有34萬余人被刑訊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廢的多達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那個「三反」,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所以當權派並不感興趣。「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1970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516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
這是文革中最後一次大批中國人自殺之事件。譬如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殺政治犯
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說了一句「哪裡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70年8月的一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一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2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一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佈次日將判處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被冤枉的確實大多數是平民百姓。1970年十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里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比北方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安徽淮南市監獄,「十尺零六寸長的監房裡,經常關上十四、五個人,每人只有八寸寬的地盤。……一殺人,就早上四點拉鈴,然後用幾個高音喇叭放樣板戲。然後凶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你!」「你!」「你!!!」驚天動地哭叫,隨著是一排攝人魂兒的槍聲……。」
由於「清隊」、「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江蘇省只籠統公佈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在15至20萬之間。
以上談的僅是文革中的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9千8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24萬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兩千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5百至1千人。譬如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千3百人。」
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10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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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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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習王教育系『打虎』 只擊落高校200腐官


中共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長近期換人,吳道槐取代王立英。(新紀元合成)
隨著中共19大臨近,當局又推進了布局整合步驟。繼奪回前朝江派經營20年的槍桿子、刀把子、筆桿子、錢袋子等關鍵掌控權,並取得顯著成效之後,習王又將反腐打虎槍口指向另一個早被全國民眾詬病的系統:高校。
文/韋拓
中共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長換人
8月18日,據大陸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披露:教育部官方網站「教育部領導」欄目近日更新名單顯示,吳道槐已任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長、黨組成員。
63歲卸任的王立英2008年起擔任中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長近10年。2015年,王曾一周內「拿下」5名重點高校領導:
2015年11月末,中國傳媒大學校長蘇志武和副校長呂志勝因違反「習八條」被免職;12月1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王次炤給女兒違規操辦婚宴、北京郵電大學副校長楊放春因學校虛列支出套取資金設立「小金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劉亞違規兼職取酬,以上5人一周內被宣布免職。

全國高校2015至2016年落馬通報官員
據大陸《法制日報》統計,2016年,中紀委監察部網站總計通報高校領導幹部執紀審查15人次、黨紀處分17人次,合計通報27名高校領導幹部(5人在一年中既被執紀審查又被處分)。

中國大陸教育界腐敗亂象叢生,高校反腐正密集進行。(新紀元合成圖)
2016年9月,前山東行政學院黨委書記高玉清被查,12月被「雙開」。2017年1月4日,高玉清涉嫌「受賄案」被山東省檢察院逮捕。官方通報稱,高玉清違反組織紀律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違規為他人謀取人事方面的利益;收受禮金,違規從事營利活動,違規挪用企業資金。
2016年12月22日,廣東醫學院前黨委書記江文富被移送審查起訴。江文富被指控在醫療設備採購、基建工程設計、學生飯堂承包等經濟活動中,夥同其子江某多次收受他人賄送共計人民幣642萬元,並為他人謀取利益。
2016年12月7日,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繆協興「涉嫌受賄罪」被偵查。11月14日,武漢工程大學黨委書記吳元欣被調查。10月31日,雞西大學黨委書記閆長青落馬。
2015年12月7日,中南大學原副校長胡鐵輝被指在工程建設等方面為他人謀利被「雙開」。12月1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王次照、北京郵電大學副校長楊放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劉亞被免職。
2015年11月24日,中國傳媒大學的8名高管因為違反「習八條」被處理,此舉被外界比喻為「一鍋端」,其中校長蘇志武、副校長呂志勝被免職,原教務處長張育華被判刑4年。

細數今年落馬高校官員
據大陸官媒8月25日消息,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試院原副院長吳福銀涉嫌受賄罪一案,8月21日在安徽無為縣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據指控文件顯示,吳福銀在省教育招生考試院工作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在高校招生錄取、點招、調劑專業等環節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292.1萬元、美金6000元和1萬2000元購物卡。吳福銀當庭表示認罪,該案將擇期宣判。
日前,南華大學原黨委委員、副校長全智華涉「嚴重違紀問題」被立案審查。經查,全智華對抗組織審查;多占辦公用房;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違規兼職取酬,收受禮金;在工程承攬、醫療設備採購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巨額財物。全智華在18大後不收斂、不收手,被「雙開」,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據報,寧夏醫科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院長楊銀學「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審查。
8月24日,西安工業大學前黨委書記苗潤才被宣布立案審查。其被指收受禮金,違規發放購物卡;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等。苗被開除中共黨籍、撤銷職務,降為正處級非領導職務。
8月23日,海南瓊臺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陳福川,瓊臺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校長程立生及原瓊臺師範高等專科學校(2016年瓊臺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升格為瓊臺師範學院)黨委書記李向國,均涉嫌「嚴重違紀」被審查。
7月6日,山東臨沂大學前黨委書記丁鳳雲被判刑11年。同一天,河北邢臺學院副院長崔社軍被立案審查。
7月3日,黑龍江牡丹江大學校長林韌卒被審查。
6月初,山西長治醫學院前院長王庸晉及妻子、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前院長魏武分別被判刑12年和6年;安徽池州學院前黨委書記何根海、安徽皖西衛生職業學院前黨委書記鄭丹竹被立案審查。
5月,廣西教育系統腐敗窩案爆發,多名曾任縣教育局長的官員被立案偵查。
4月14日,北京大學黨委通報了該校違反「習八條」的13起典型案例,涉及兩名副校長;並通報了方正集團前高管李友、余麗、李國軍、郭旭光等違法犯罪問題。
4月,湖北經濟學院前黨委副書記、院長漆臘應被撤職降級。
3月,因提供虛假情況,中共教育部8名局級官員被處理。
6月12日,中紀委巡視組向浙江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反饋了巡視意見。8月25日,三高校分別發布巡視整改通報。浙江大學黨政紀處分25人、組織處理13人。

北大成教育系統腐敗淫亂龍頭
6月16日,中紀委公布對14所中管高校巡視反饋,特別提到北京大學校辦企業管理問題以及北大高層管理混亂和廉潔風險突出的問題。
「北大方正」資產高達上千億,方正腐敗案牽出令計劃家族及國安部副部長馬建等人。港媒曾報導,王岐山在內部將北大方正案定性為「高校腐敗第一大案」。

北大方正案被定性為「高校反腐的第一大案」。而北大高官的貪腐故事,使北大成為教育系統腐敗淫亂龍頭。(新紀元合成圖)
自由亞洲電臺發表時評人士高新文章稱,北大時任校長王恩哥用出售專利的方式,從北大方正獲利高達上億元人民幣。北大前黨委書記閔維方也曾從方正獲取暴利,並一手扶植魏新出任方正董事長。
閔維方曾經以北大副校長身分出任方正集團董事長,還兼任北大教育學院院長,學院常務副院長就是後來與令計劃同時被抓的魏新。 高新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稱,已經「從多個不同來源,獲知北大方正集團、北京大學與令計劃家族更深的勾結」。北大方正集團之所以能這麼牛,是因為通過早年畢業於北大的令計劃妻子谷麗萍和兒子令谷,與令計劃拉上了關係。
高文稱,當年令計劃的祕書為令谷在北大繼續占一份研究生名額給教育部長周濟打電話,周當天分別給北大校長許智宏和黨委書記閔維方打電話督辦。閔維方馬上落實,還主動以北大黨委書記等身分給令計劃寫信,匯報他親自到校招生辦落實令兒子的入學事宜。
此前令谷以化名進入北大後,閔維方還在校黨委會議上「傳達了中央領導令計劃同志的指示」,一定要為化名進校的令計劃之子作好保密工作,校保衛部一定要保證其在校期間的人身安全。
令谷出車禍前,北大不斷有實名匿名信揭發閔維方為「高官子女開後門」,向中紀委和最高檢舉報北大方正集團的信也很多,故習近平和胡錦濤決定放棄18大晉升閔維方為正省部級的計畫。
閔維方下臺後,繼任北大黨委書記朱善璐也醜聞纏身。王恩哥、朱善璐等人還被曝光捲入為中共高官輸送美女學生等醜聞。
數年前大陸網站公開發表北大校黨委一位祕書撰寫的《污穢的北大和醜陋的北大權貴們》一文,揭露朱善璐擔任北大黨委副書記期間攀附權貴。該祕書曾親歷一次朱善璐借「校務工作」之名在校內宴請「達官顯貴」,席間特別安排女學生以唱歌為名陪同。
許智宏任校長時,經常有時尚、漂亮的年輕女子直接進入其辦公室,有些是學生藝術團體的女生,有些是校辦企業人員。有些和校領導關係密切的北大女幹部受到特殊待遇,乃至獲得升遷,甚至還傳出「許校長好幼齒,周校長喜熟女」的說法。
2012年8月21日,前北大教授鄒恆甫在新浪微博發文說,「北大淫棍太多」。同年8月22日、24日,大陸資深財經評論員韓令國在微博說:「北大院長、教授潛規則女學生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陳至立對教育界亂象無法推責
中國大陸教育早已淪落到可怕境地,成為腐敗重災區之一。中共18大後,高校腐敗窩案頻發。據官方數據披露,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中紀委總計通報101名高校領導幹部,其中,2013年被中紀委查處的高校領導幹部有18人,一年之後這一數字攀升到42人,2015年則是66人。2016年,大陸27名高校領導幹部被通報。2017年前8個月已有數十人遭查處。
2017年1月4日,中共社科院藍皮書認為,目前高校反腐倡廉建設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重點領域權力尋租問題突出」「集體腐敗,窩案串案多發」等。
外界認為,中國高校的腐敗亂象,與江澤民親信、被熱傳為江姘婦之一的陳至立密切相關。
陳至立自1998年任中共教育部長後,按照江的指示,下令「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上述政策被外界認為禍國殃民,「高校擴招」導致眾多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教育產業化」導致教育界全面走向腐化墮落。

習近平在大陸29所高校進行密集型反腐,被外界視為指向江澤民情婦陳至立(右)。圖為2007年資料照。(Getty Images)
陳至立2003年卸任中共教育部長後,江又將其升為國務委員,統管全國全軍教育,致中國的教育事業繼續沉淪深淵。
2015年11月,習當局發布《關於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當年陳至立頒布的「高校擴招」決定被否定。2016年12月,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大,四大高校高層密集換人。有評論認為,陳至立為首的江派教育系官員將不斷遭落馬處理,陳至立亦或面臨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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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第547期 201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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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大只是個逗號


催眠大師發功。

網路流傳代表現場開會打瞌睡圖,網民命名為現場落實「中國夢」。(網頁擷圖)
中共18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已開了兩天,官方媒體,包括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諱莫如深,一句報導皆無。官方的沉默,卻和街頭的緊張形成對照,北京超市中刀具下架,快遞停運,入京乘客加強安檢,甚至連遠在新疆的公安和公務員都停止休假,隨時待命。
七中全會之所以引起關注,主要是作為19大的預備會議,其對未來中國政治局勢和政治人物都有重要影響。其中,19大是否設黨主席?19大是否有下屆接班人出現?王岐山是否留任?三個問題最為熱門。
12日,路透社發自北京的報導,採訪了與中共高層有關係的人士,多數人認為69歲的王岐山將續留高層,可能接國安委副主席、中共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或出掌國家監察委員會。受訪的16人包括前中國大陸官員和現任與前任高層的親屬、幕僚和密友。其中12人表示,王岐山在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可能保有領導位階,但不清楚頭銜,也不曉得王岐山是否會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其中,有3人預期王岐山將接任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另一種說法是,習近平若恢復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位,王岐山可能成為中共副主席。此外,王岐山也可能取代李克強,接下中國國務院總理,等等。
王岐山之所以重要,是過去近五年習近平的穩固掌權,實在多依靠他,故黨內有「習王體制」,而不是慣例的「習李體制」的說法。 而19大上,是否會出現一個接班人的人物,也是各方最為關注的問題。有北京來港的朋友,給我看過一個「並非權威」的名單,其中標明,在19大之後,胡春華除了是常委,也將是國家副主席和中央黨校校長。這很明顯的,就是一個「立太子」的程式了。不過這個「並非權威」的名單並不真的可靠。
習近平上臺之初,曾經交代過要「五年治標,五年治本」。簡單來說,就是前五年整治問題,後五年改革機制。不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中的危機和危險,政治圈中比江湖圈中更甚,血腥味道也更濃烈。習近平明年開始的下一個「五年」,在不改變中共基本制度的情況下,恐怕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和危險。
手抓得特別緊的時候,一定是特別危險的時候。中共軍改、政法體制和司法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幾乎無一成功,更遑論問題更嚴重的經濟體制了。
下一個五年同樣會很快就過,對最高當局來說,治了十萬貪官,奪走了百萬污吏口中的肥肉,而所有的改革卻是大軍半渡,一旦鞠躬下臺,恐怕將有性命之危。這也是為什麼圈內圈外很多人預測中共將恢復終身制的原因。果然如此的話,19大的接班人物必然付諸闕如。
各種跡象都表示,中共黨內派系的鬥爭並未淡化,而是更為激烈。因此無論是七中全會,甚至是19大,恐怕都不會是句號,而只是一個逗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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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筆天下 第553期 2017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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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5日 星期一

第二批六四解密報導 香港01疑自審擱置



1989年,中共「六四」血腥屠殺畫面。(六四檔案照)
【記者文樸/綜合報導】
「香港01」日前刪改了首批有關英國解密檔案六四事件的報導後,第二批文章至今未見諸報端,引發外界質疑:「香港01」或已「自我審查」,可能擱置了該文。
香港記者協會12月22日發表聲明說,「香港01」早前按英國解密檔案,製作了最少需分2天刊登的六四報導,但在20日第一批文章上網後,原定於12月21日推出的另一篇稿件被擱置。
記協表示極度關注該事件,也擔心這些報導,因涉及政治敏感議題而被「香港01」自我審查。
「香港01」12月20日刊出有關中共軍隊六四掃射民眾、學生的殘暴行徑的文章後,該文曾一度被撤走,刪改了許多敏感資訊後,在當天晚上又重新發表。


裝甲車一次又一次輾過屍體,把他們壓成「餡餅」。(64 MEMO)
第一批文章中被刪除的內容包括:裝甲車一次又一次輾過屍體,把他們壓成「餡餅」,再用推土機收集他們的屍體等,以及附帶的部分英文原文;27軍指揮官楊振華(Yang Zhenhua),是時任中共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姪子,即楊白冰之子;文章也刪除了佐證中共屠殺了至少1萬人的另一證據等。
「香港01」執行總編輯戚本業回應香港記協時稱,20日已上傳兩篇報導,未有計畫再推出相關報導;總編輯龍景昌卻回應表示,他不知道有第二批文章,他沒看過。
記協認為,「香港01」發布首批報導後撤走,修改後才重新上架惹人疑竇,而第二批文章被擱置的做法並不尋常,令人擔心是有政治因素。
記者25日發文前,再次查閱「香港01」有關中共軍隊屠殺六四民眾的報導,仍沒有發現第二批文章。
據資料顯示,「香港01」的創辦人是香港資本市場的風雲人物于品海,他被指與中共政界關係密切,曾親自主導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去世的全球獨家報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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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5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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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時評:「一國兩制」的過去與未來

         從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七,香港主權以中英妥協、和平移交的方式從英國回歸中國;從一九九七到二○一七,「一國兩制」從「偉大構想」變成現實體制。經過了二十年充滿抗爭、衝突與撕裂的政治實踐,人大釋法爭議、二十三條立法風波、人大否決○七/○八「雙普選」、反國民教育運動、人大「八三一決定」強推「假普選」、佔中運動、港獨思潮、銅鑼灣書商「失蹤」事件、議員宣誓風波等等,一次又一次將「一國兩制」捲入風口浪尖、推向政治困境。目前的香港政制現狀、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均已至進退維谷境地。
         以今日香港經濟與社會局勢、中共最高當局對香港民情與政局的總體態度而論,若說「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或言之尚早,但展望未來,則前景黯淡,不容樂觀。一方面,香港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度下降,多數港人對港府、對中央、對香港政制現狀的不滿持續加劇;另一方面,習近平當局對港獨的疑慮加深,治港政策更趨強硬,香港「真普選」之路遙遙無期;而北京的干預愈強,香港的反彈愈烈,二者水漲船高,「河水不犯井水」的脆弱均衡已接近完全破裂,「一國」侵蝕「兩制」、「兩制」難容於「一國」的變化態勢已逐漸清晰,所謂「五十年不變」,恐將成為神話。
         二十年的「一國兩制」實驗不長也不短。說不長,是因為往事歷歷在目,人們曾經對「一國兩制」寄予諸多美好期待。當年內地人因香港回歸所激發的幾近狂熱的「同胞」之情,香港人對「高度自治」題中應有之義的特首普選化、代議制民主化的強烈期許,都還印刻在人們心中。說不短,是因為風雲變幻,世事滄桑,陸港兩地的「同胞」情誼漸漸淡薄,香港民主化之路也越走越窄、越走越偏,致使二十歲的「一國兩制」已經顯出了老態,露出了敗跡。這些變化足以讓我們看淡「一國兩制」的未來。
         「一國兩制」之所以陷入「一國」與「兩制」的深層次矛盾與困境,主要是中共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多番推延和阻撓所致。因為普選既是香港人民的普遍意願和長久期待,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在要求: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之不同於殖民地政府或大一統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的根本之處,就在於自治政府的合法性的根基只能是多數民意的支持,而不可能是宗主國或中央政府的委任,因此,持續、穩固的「高度自治」體制必須與政制民主化相配套方能成立。香港人的尊嚴,對「港人治港」的內心感受,也只能建基於民主化的政治基礎之上。一九九七年以來,每一任香港特首幾乎都是迎著嘲諷聲上台、背負罵名下台,顯然,這不是特首的個人品行問題,而是「小圈子選舉」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一個不獲多數港人支持和信任的特首,即便有中央的全力支持也是斷然不可能承擔「高度自治」之重責大任的──中央的支持在民主缺位的情況下通常只能對特首的民望形成拖累。
         中共對普選的推延和阻撓,一是出於防範香港民主化可能對「一國」產生衝擊,二是出於專制政黨對普選式民主根深柢固的仇視和恐懼。普選是否有可能選出一位反中共、反中央甚至反中國、搞港獨的人士出任特首?鄧小平曾經直白地表露其疑慮:「普選就一定對香港有利?我不相信。……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正是因為中共對香港民主化將引起「兩制」衝擊「一國」的懷疑和畏懼,促使其選擇要麼不普選、要麼假普選的應對之策,某種程度上,佔中運動及其後迅速由隱而顯、由街頭到議會的港獨思潮,恰好坐實了中共對普選後果的懷疑和畏懼,也就給了中共高層的強硬治港派更加嚴厲地阻撓香港民主化以口實。
         於是,「一國兩制」在香港陷入了怪圈:港人越期盼普選,中共就越是要阻撓普選;中共越擔憂「兩制」衝擊「一國」,香港激進本土派就越是要擺出一副衝擊「一國」的架勢;特區政府越缺少「高度自治」的政治權威和民意信任,現行政制就越是提供不了這樣的權威和信任。
         但歸根到底,「一國兩制」的困境是中共造成的,更準確地說,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之時,今日困境就已經隱伏其中。對中共而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用於香港本來就是權宜之計,它的初衷並不是要給予香港和香港的中國公民一個永久性的「特別」憲政地位,而是為了暫時安撫香港人反共恐中、抗拒回歸的心理,為了香港回歸之前的平穩過渡和回歸之後的短期治理。八十年代的中共政府很清楚,拿回香港並不難(英國政府穩健務實,並未給中國出什麼難題,後來關於中英談判之艱難曲折的官方言說,在英國是為了掩飾其外交上的軟弱,在中國是為了凸顯中共的歷史功績,雙方都有意無意地誇大了談判的艱難程度),但管治香港委實不易:按照中共的專制套路治港,只會嚇跑香港的人才和資金,「下金蛋的鵝」將死去,「改革開放」的天然跳板將不復存在,對統一台灣的示範效應也必轉為負面;但若繼續沿用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治港,當年對自由資本主義、法治體系、市場經濟尚一竅不通的中共政權又實在是一籌莫展、無能為力,因此,權衡利弊得失,一定程度的中央權力「虛君」化、香港政體自治化、陸港關係聯邦化勢在必行,「一國兩制」遂成首選。
         但「一國兩制」既是權宜之計,就需服從於根本大計──如「黨的事業」、「國家核心利益」之類,就難免有好用則用、不好用則棄的打算;若只是勉強可用,一旦時過境遷,當「一國兩制」的實際狀況不符合中共的意願,也就難免生出變卦之心。在這方面,中共早有先例。其實,「一國兩制」並非鄧小平匠心獨運的「偉大構想」,論「一國兩制」的原創性和操弄技巧,鄧小平不過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而已。一九五一年,解放軍進軍西藏,兵臨城下之際,已事實獨立達四十年之久的西藏噶廈政府不得不向中共求和,與中央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西藏只需交出軍事、外交權,內部事務實行高度自治,「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中共政府由此以和平手段實現了西藏的「主權回歸」。此後所形成的中藏政治關係與現行「一國兩制」的相似度極高,「十七條協議」即相當於當年的「西藏基本法」。鄧小平是「西藏和平解放」的當事人之一,當鄧提出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香港問題的時候,他必定想到了西藏的先例。後來,儘管吹鼓手們大肆吹噓「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構想」,但鄧本人並未自我確認其獨創性。鄧曾欣然接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頭銜,亦曾自誇過「『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但他從不敢說「一國兩制是我的發明」。
         與「一國兩制」一樣,「十七條協議」亦是權宜之計,中共早已為協議的廢除預留了方便之門。在協議談判過程中,中央要求在西藏設立直屬中央管轄、權限不明的「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香港特區也有類似機構,即中聯辦和駐軍司令部),當西藏方面對「軍政委員會」的目的表示不解,認為與中央關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的承諾有所牴牾,立刻遭到了中共代表的怒斥:「你們是在說你們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對嗎?那你們就回去好了,沒有必要再呆在這裡。」當年,毛澤東對西藏的口頭承諾是「十一年不變」,但當西藏主權和平移交之後,「軍政委員會」對西藏事務的干涉越來越頻繁,西藏政府的執政壓力越來越大,中藏矛盾越來越顯性化,而「十七條協議」的存在也就越來越令中共感到厭煩。八年之後,中央政府撕毀協議,在西藏實施武力「平叛」,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國外。毛澤東輕蔑地將背信棄義的責任推給別人:「現在,(廢除『十七條協議』)條件成熟了。這就要感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了。」很不幸,「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現狀與困境,隱約可見「十七條協議」的歷史投影,令人擔憂「一國兩制」的未來與命運。

來源轉自:
【2017年7月號 爭鳴 總4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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