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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8日 星期日

強人與弱主

十八屆六中全會封習近平為「核心」。在中共的政治話語體系中,「核心」意味著不受任期限制、超越法定職務、高於組織程序的終極決定權或一票否決權。簡言之,「核心」就是獨裁者,就是凌駕於「中央領導集體」之上、可以名正言順要求全黨全軍「絕對忠誠」的政治強人。
「核心」權力因時因人而異
中共「第一代核心」毛澤東搞的是職務終身制,行使的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的專斷權力,全黨尊之如帝,全民崇之如神,開口即是「最高指示」,成文即是「光輝著作」。毛對「集體領導」不屑一顧,把他親自組建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大多數成員打成了「反黨集團」、「三反分子」、「走資派」、「二月逆流」,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一個接一個送進了鬼門關。毛把他的老婆江青樹為「文革旗手」,臨死之前又把他的侄子毛遠新以「聯絡員」名義、前機要譯電員兼「女友」謝靜宜以「方便向主席匯報」名義塞進中央政治局(毛、謝二人按毛的授意從一九七五年四月起列席政治局會議)。
中共「第二代核心」鄧小平既不當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當政治局常委但極少親自參加常委會,卻坐在自己的家裡悠然行使「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高權力。鄧扳倒華國鋒,廢黜胡耀邦、趙紫陽,指定江澤民、胡錦濤,擅行廢立五任中共最高領袖。鄧按自己的意願數度修改憲法,為自己量身定制普通黨員可以出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黨章條款。鄧退而不休,在「全退」之後仍以老邁之身輕而易舉掀起「九二南巡」的改革風暴。
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澤民雖然威權不及毛、鄧,但其任用「上海幫」私人親信,巧立名目排斥萬里、喬石、李瑞環等鄧小平為其配備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十三年任期結束仍然霸著軍委主席職權不放,強行對胡錦濤「扶上馬,送一程」,隔代為沒有「核心」頭銜的胡錦濤指定「接班人」。
中共三代「核心」,毛是生殺予奪、權力無邊的君王兼教主,鄧是僭權越位、垂簾聽政的太上皇,江是小媳婦熬成惡婆婆。由此可見,「核心」權力的形式與內容各不相同,因時因人而異,並無一定之規,而其共同之處,就是僭越黨章、踐踏憲法,實際權力不以固定任期和法定授權為局限。
習近平要如何行使「核心」之權?就目前的政情而言,顯然,他首先要解決的是明年中共十九大的高層人事主導權,其次是二○二二年中共二十大的「接班人」指定權,其三則是由「核心」頭銜所衍生的、二十大之後的幕後操控權。

中共的四個核心、四位弱主
一九四九年建政至今,中共一共產生了八位名義上或實際上的最高領袖:毛、華、鄧、胡、趙、江、胡、習,其中,有四個「核心」、四位弱主,時序上,大致強弱相間,人數上,正好平分秋色。但官方的歷史編纂學一向以權勢為本,只認政治強人為歷史主角,毛、鄧被描述為「一代偉人」,尤其是視民命如草芥、視功臣如仇寇,殺人如麻、整人無數,導致冤獄遍地、餓殍遍野的毛澤東,因其打贏國共內戰、為紅色政權開基建業之功,成為中共世世代代感恩戴德的不二真神。而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的名字則是黨史敘事的禁忌,要麼消聲滅跡,要麼一筆帶過。如今,沒有「核心」冠冕的弱主胡錦濤夾在新老兩位「核心」之間,已是形單影隻:黨統皆強人,斯人獨憔悴。
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重新審視這六十七年的中共建政史,則會不無驚奇地發現:凡弱主在朝時期,幾乎總是黨內政治氣氛比較輕鬆、社會寬容度比較高、思想學術界比較活躍的時期;而強人當政時期,全都是政治氣氛沉悶、社會控制嚴密、思想文化僵化的時期。
胡耀邦、趙紫陽雖然只是名義最高領導人,但他們在任之時,對鄧小平的政治獨裁傾向、陳雲的經濟保守傾向形成了牽制和緩衝。鄧小平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陳雲堅守的國有為主、民營為輔,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鳥籠經濟政策,之所以沒有對改革開放的大局造成重大的衝擊和干擾,八十年代之所以成為思想啟蒙、經濟開放、體制改革的黃金時代,胡趙的牽制與緩衝作用至關重要。
即使是在尚未脫離文革思維且領導能力嚴重不足的華國鋒當政時期,政治狀況也因為華的弱勢執政風格而有所補益。華國鋒為人謙和、順從眾意,對復出掌權的鄧小平、陳雲處處退讓,為「黨內民主」提供了自然天成的政治環境。那時候,西單民主牆沸沸揚揚,「真理標準討論」空前熱烈,中央工作會議暢所欲言,十一屆五中全會制定出異常開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此時華雖失勢但仍在台上),……這正是華國鋒弱主當朝所提供的「自由化」與「黨內民主」福利。
江、胡、習三任之中,最強的是習近平,最弱的是胡錦濤。胡溫執政時期一直以對上不能擺脫前代「核心」掣肘、對中不能抑制「九龍治水」分權、對下不能管束地方諸侯各行其是而廣受詬病,以至有「政令不出中南海」、「抱著炸彈擊鼓傳花」的譏評。但若放在縱向比較的角度看,對於展現中共專制體制的改革彈性,激發地方經濟的自治活力,恐怕仍以胡錦濤任上的弱勢中央治理更加有效且有益。中國經濟規模躍升為世界老二、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連年大幅增長之所以發生於胡溫十年,並不全是慣性使然、幸運所致,弱勢治理是原因之一。
如今,習近平中央的「集中統一」、「核心意識」已至阿諛之輩競相攀比「絕對忠誠」地步,「從嚴治黨」已至地方實力官員不思進取、怠政惰治地步,政治肅殺、經濟僵持,是習式強人治理的必然後果。不要說內地的地方政經系統活力與胡溫時期已有極大差距,即便在「一國兩制」的香港,胡溫政府對反二十三條立法風波和反國民教育風波的軟性處理,與習近平當局對真普選運動和議員宣誓風波的強硬態度,弱勢治理相對強人政治的優勝之處,也是一目了然的。

弱主之治優於強人之治
其實,不僅中共治下的弱主之治明顯優於強人之治,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這也是一個普遍現象。晚清第一強人非慈禧太后莫屬,在慈禧長達半個世紀的強勢統治中間,弱主光緒帝曾經短暫親政。在當時人眼裡,慈禧固然是「核心」,聽政頒旨,言出法隨,而光緒則是畏畏縮縮、戰戰兢兢的傀儡。但光緒帝一次弱弱的「百日維新」嘗試,開中國政體改革之先河,便勝過了慈禧一生乏善可陳的強人之治。
袁世凱是中華民國首位政治強人,袁氏之後北洋政府的掌舵者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則全是「混戰」與割據時代裡權位朝不保夕的弱主。然而,強人袁世凱將主要精力放在改內閣制為總統制、改終身總統為洪憲皇帝,權力愈大愈集權無度,最終釀成了國家的鬧劇與個人的悲劇。而袁世凱之後的弱主執政時期,雖然政令不出中南海、軍令不出本派系,卻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最快的時期,第一架飛機、第一艘萬噸輪船均誕生於此際。那時也是近代以來思想最解放、言論最自由的時期,一時間湧現出近百位彪炳後世的思想文化大師。那時更是有史以來結社最容易、組黨最便利、政治最多元的時期,建黨立派,議政謗政,幾乎沒有任何門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一群被後世史家污名化的北洋政府弱勢領袖,其實都是道德素養很高、民族氣節極其堅定的人物,段祺瑞面對三一八慘案死者當街長跪、終身素食,曹錕面對日本人威逼利誘「喝粥也不當漢奸」,這群弱主之中,沒有一個投蘇附日的賣國賊。
中國的政治文化具有「恃強凌弱」的偏好,強人強到蠻不講理的程度,往往成了「偉人」,弱主弱到弱不禁風(政治風波的風)的程度,必然淪為廢主。這種政治文化誇大了專制政體中政治強人的「核心」作用,也貶低了政治弱主的歷史價值。而事實上,在沒有憲政民主的權力體系中,倒是弱主留給下屬、地方政府的發揮餘地更大,留給對手、民間社會的自由空間更多,因而,弱主之治比強人政治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治績。基於此,習近平執意要做「核心」,不是一個好兆頭。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來源轉自:
【2016年12月號 爭鳴 總470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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