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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7日 星期六

前蘇聯解體二十五年──從勃列日涅夫說到習近平


勃列日涅夫(白頭佬)。

各懷鬼胎獐頭鼠目的普京及習近平。
二○一七年,又一新年開局。在全世界最揪心的國際大勢中,中共的運命如何恐怕是在列的。恰好,二○一六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蘇共崩潰和蘇聯解體二十五年,這令筆者想起中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宣傳得家喻戶曉的一句「金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由此而觀中共,倒是精準呢!
習近平關於蘇聯解體有一句名言:「竟無一人是男兒」。除去性別歧視的影子,習氏這話大概是說全蘇聯沒有一個人是像他習近平那樣的「男兒」。但其實,蘇共有一人倒與習近平惟妙惟肖(嚴格說應該是習與他惟妙惟肖),此人,就是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兩相比較,習氏的今天和明天,難道不是勃氏的昨天!謂予不信,試先看那個勃列日涅夫。

蘇共有男兒
首先,勃列日涅夫本是蘇共黨內一個平庸人物,在蘇軍和蘇聯各地方為官均無出彩的政績,是在赫魯曉夫下台後,在蘇斯洛夫和謝列平爭奪大位的平衡之中被推舉上位的。一旦上台,勃氏拼命任用舊部、同學和私人(「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拼命抓權,排擠總理柯西金,拼命大搞個人崇拜(勃氏有「勛章大王」之戲稱,甚至自己給自己頒發勛章,還自封「蘇聯元帥」),樹立個人形象。
其二,勃氏上台後,其國內政策是祭出斯大林的亡靈,回歸斯大林,一九六六年初,勃氏公然決定終止「非斯大林化」。勃氏在經濟上徹底推翻了赫魯曉夫時代開啟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停止企業以利潤為中心、擴大企業自主權、物質刺激等帶有市場經濟色彩的改革,批判「市場社會主義」。政治上在一九六九年斯大林出生九十周年時,勃氏在列寧墓背後的克里姆林宮城牆下為斯大林立了一座半身銅像;到一九七九年斯出生一百周年時,勃氏又發行照相紙年曆紀念冊。政治上,勃氏推行「新洗腦運動」,拘押異議人士,強行開除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的國籍。著名作家如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被投入勞改營,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境,羅伊‧麥德維傑夫被開除出黨……。
其三,在國際外交上,勃氏公然推出「有限主權論」(「勃列日涅夫主義」),提出蘇軍可以入侵東歐華沙條約各國,並據此於一九六八年公然軍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一九六九年三月和八月,蘇聯與中國在珍寶島和鐵列克提地區發生邊界衝突;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勃氏又出兵阿富汗,還支持古巴在安哥拉的軍事冒險。勃氏極力增加軍費(開支佔GDP的比重居世界第一,超過百分之十二)擴充軍備,想與美國一爭天下。
如此強勢,難道不是真男兒?

誰是「中共勃列日涅夫」?
反觀習近平。首先,習同樣也是中共一個平庸人物,沒有任何出彩的政績,也是在江、胡等中共派系爭權的平衡中上台,也是在上台後拼命任用私人(「之江新軍」,昔日同學如劉鶴……),而一旦上台,也是抓權集權(「習核心」),也是架空總理李克強,也是大搞個人崇拜(「系列講話」)。本來,勃、習兩人既然都是平庸上位,既無威望,又乏基礎,又同樣野心勃勃,不用私人、不抓權、不搞個人崇拜,如何保住大位,鞏固權力?
其二,習上台也是回歸毛澤東。習屢屢到井岡山、韶山、古田等毛氏聖跡朝拜,還提出「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經濟上,習氏表面上提出「深化改革」,實則否定鄧小平市場經濟,國愈進民愈退,還公然提出「國企也要姓黨」。政治上,習氏也是鉗制輿論,迫害異見人士,強調「媒體姓黨」,厲行「七不准」,其所鎮壓的人數甚至超過江胡時代的總和,連《炎黃春秋》這樣的保黨刊物也不允其存在下去。
其三,國際上,習氏完全拋棄了鄧小平明智的「韜光養晦」策略,從東海到南海,處處窮兵黷武,與美國、韓國、日本為敵,最近竟公然在南海的公海區搶劫美國的無人水下潛航器。另一方面,習氏又在非洲、東南亞甚至歐洲以大撒幣的形式大搞擴張,使全世界對中國側目而視。習氏甚至妄圖輸出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中國方案」,抗衡全世界認同的普世價值。
綜上所述,難道習近平不就是中共的勃列日涅夫?
以往曾有人說江澤民與勃列日涅夫很相像。然而江畢竟沒有回歸毛澤東,這是江和習、江和勃氏的根本差別。江畢竟還是繼承了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在政治上也比習近平開明得多。在國際上,江沒有那麼耀武揚威,江時代的中國沒有像現在那麼為世界側目。所以,江還不是勃;只有習,才與勃氏惟妙惟肖。

亡蘇共者勃氏,亡中共者習氏?
勃氏在前蘇聯執政十八年(一九六四──一九八二),直到勃氏去世。一九八五年,戈爾巴喬夫上台,並於一九八七年提出改革「新思維」。但僅僅四年之後,蘇共就在一九九一年倒台,前蘇聯同時解體。
中共一直聲言戈爾巴喬夫是蘇共垮台的罪魁禍首,這是對戈氏的故意構陷和對歷史和邏輯的恣意歪曲。像前蘇聯這樣的龐然大物,其肌體如果沒有膏肓之疾,僅僅四年,怎麼可能一下子轟然倒下?事實是,正是勃列日涅夫回歸斯大林的倒行逆施,才完全堵死了前蘇聯由赫魯曉夫開啟的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的所有通道,導致全蘇聯社會特別是蘇共黨內有識之士的普遍不滿,蘇聯終於走進了死胡同,勃氏才是促成蘇共垮台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的糊塗在於:他看到了蘇共和蘇聯的危像,卻還想以「新思維」改革救亡。
中共政權從毛澤東建立它的第一天起,就以其追隨「列寧主義」的斯大林模式而注定了它的必然崩潰。鄧氏的經濟改革(「西學為用」)和鄧規江隨、鄧規胡隨,因為還是「中學為體」,只能是延緩而不可能取消這個政權的死期。到習氏上台,如果他有蔣經國那樣的政治智慧,把鄧氏的經濟改革推向政治改革,變「中學為體」為「改旗易幟」,實現普世價值,中共倒是有可能與民主政治共存,就如現在的俄羅斯甚至美國都還有共產黨的立足之地。然而習氏這個中共勃列日涅夫,同勃氏一樣的冥頑不靈,一個祭起斯大林,一個叫魂毛澤東。如此,中共除了像前蘇共一樣走向崩潰,還有什麼回天之術?除非有幸終於出個「中國蔣經國」,則中共未必有二十年的壽期,習或者只能當崇禎皇帝了。

來源轉自:
【2017年1月號 爭鳴 總471期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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