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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2日 星期日

老舍──自沉太平湖的文革殉難者


伏案寫作的老舍。(網路圖片)
【記者葉蓁/報導】
盛夏的清早,他拿著一本「毛澤東詩詞」,出門前拉着4歲孫女的小手說:跟爺爺說「再見」,這成為老舍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1966年8月24日,這位曾緊跟中共的「人民藝術家」,選擇在一潭湖水中悄然結束生命。
就在自殺的前一天,老舍剛剛遭受紅衛兵3個多小時的毒打和辱罵。與他同病相憐的,還有北京市文聯和文化局的28位作家或藝術家,這便是文革歷史上血腥的「823事件」。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以筆名「老舍」最為人熟知,是上世紀3、40年代著名的文學家及教育家。他生長於貧苦的旗人家庭,入私塾讀書成材,長大後受洗禮成為基督徒。1926年,老舍赴英講學,以發表《老張的哲學》走上文學創作之路。抗日戰爭前後,他的代表作《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問世,因其濃郁的「京味」成為文學經典。
抗戰期間,老舍還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之一,輾轉武漢、重慶等地,以各種文藝形式宣傳抗日。「抗敵協會」其實是中共想盡辦法控制的文學社團,老舍更成為周恩來有意拉攏的對象。

年輕時的老舍。(網路圖片)
投向中共後鮮有佳作
文革前,老舍的文名已遠播海外。1946年,老舍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講學。中共自篡奪大陸政權後,大力籠絡公眾人士國內外精英,藉他們裝點門面穩定政局。《寫家春秋——老舍》記載,老舍曾接到「周總理」的親筆書信,反覆讀了數遍,更因讀到「回來共商建國大計」而落淚。就這樣,老舍懷著無限的幻想,於1949年底回到大陸,以狂熱的態度投入中共領導的創作活動。
老舍在大陸立即受到中共當局的重視,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受寵若驚的他在名利的誘惑下,逐漸淪為中共的御用文人。自1950年起,他接受毛澤東「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指令,創作一系列歌頌所謂「新時代、新人物、新政策」的作品。
作家端木蕻良評價老舍:「寫了很多配合任務的東西。」的確,他不僅放棄最擅長的小說,遍涉話劇、快板、鼓詞、相聲等通俗文體,而且把擁護中共的思想融入作品之中。比如他的話劇《女店員》寫道,陶月明不知選擇靠近哪個經理,余志芳表態:「你要站,能不站在黨這邊嗎?」話劇《全家福》的劇中人更是高喊:「黨和毛主席是我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一部歌頌「社會主義」的話劇《龍鬚溝》,讓老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大陸作家。然而在中共嚴密的意識形態監控下,老舍一度感到「好不傷心」。
1952年,他創作話劇《春華秋實》時,不得不接受「集體創作」,以至於耗時10月,先後增刪12遍,每次都是改頭換面重新改寫。老舍後來透露:「經過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後,那些原作好處即連根拔掉;若有四成藝術性,到後來連一成也找不著了。」1955年,他的舊作《駱駝祥子》再版時,也為了符合新社會的要求,在結尾刪除了近萬字的內容。
因此,老舍在中共掌權後雖然是高產作家,然而配合當局的「應制之作」中卻鮮有佳作傳世。他的經典作品都是在1949年前創作的小說,確立了自然樸實、幽默生動的藝術風格,並通過大量使用方言口語展示其非凡的語言天賦。這位受過傳統教育且信奉神明的作家,在中共的矇騙與利誘之下,逐漸扼殺了藝術生命,一步步地走進毀滅的深淵。

老舍代表作《駱駝祥子》插畫。(網路圖片)
熱衷參與文革 最終厄運降臨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大力擁護中共的老舍卻一直被「黨組織」排斥在外。據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回憶,在5、60年代,老舍提交入黨申請報告,得到的卻是周恩來登門婉拒。理由是「在目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們對我們新中國實行孤立、禁運、封鎖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你暫時還是留在黨外好」,有些事「讓您一個有聲望的黨外人士說,作用就大多了」。老舍完全聽信了這套說辭,表示「聽黨的,聽總理的」。
胡絜青還說:文革開始後,老舍認為自己有必要了解文革,來指導自己的寫作。因而,在文革初期,他並非批鬥對象,卻抱著積極的學習態度參與這場政治運動。據《老舍年譜簡編》載,1966年7、8月間,67歲的老舍因患支氣管擴張而送醫。出院後,醫生叮囑他多注意休息,老舍執意要去上班,到北京市文聯參加文革運動的「學習」。
8月23日,老舍穿戴整齊,準備前往文聯。出門前,妻子胡絜青本不願他去單位,他卻強調:「『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我怎麼能不參加呢?」其實,面對這場席捲全國的文革運動,老舍並不像表現出來的那麼推崇,他的態度也是很矛盾的。就在前兩天,他曾對兒女們談起歐洲歷史上的文化革命,並認為文革「對文化和文物的破壞都是極為嚴重的。」他說:「破『四舊』,鬥這砸那,是誰給這些孩子這麼大的權力?」「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早在1951年10月,老舍發表文章《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表達自己對新社會的熱愛,毫不掩飾對政治運動的擁護:「要搞通思想,非參加政治活動不可。」這或許就是他熱衷文革運動的初衷。
他還在文中描述了一場中共批鬥「惡霸」大會,宣揚兒子揭發父親的變異倫理觀,更說自己變了一個人,和幾百張嘴一齊喊「該打!該打!」始料未及的是,一場血腥的批鬥厄運如現世報一般降臨到老舍自己的身上。
「八二三事件」始末
女作家楊沫的《自白——我的日記》留下了北京市文聯「八二三事件」的敘述。鎮壓作家蕭軍是當天事件的導火索。文化局的人在上午批鬥蕭軍,因其態度強硬,就有人打電話請來女八中的紅衛兵女學生,幫助鎮壓蕭軍。老舍也在上午來到文聯,中午要回家時,因汽車司機罷工,便留在辦公室。
約下午3點,午後烈日炎炎,一群紅衛兵衝進文聯。這群中學生個個「頭上扎著兩條小刷子,腰裡繫著寬皮帶,氣勢洶洶」。文聯、文化局的幹部、藝術家們被召集到大院裡(兩單位在一個大院裡),有人高喊:「xx站出來!」那人就急忙從人群中走到大院當中,被迫帶上一副用鐵絲繫著的大木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的名字,加上「走資派」「叛徒」「牛鬼蛇神」等稱謂。
加上蕭軍,共有29位文化名人被唱名揪出,其中就有老舍。《蕭軍紀念集》中記錄了大部分人的名字:老作家駱賓基、端木蕻良,文化局長趙鼎新,京劇演員荀慧生等。大約4點,兩輛大卡車把29人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裡,那裡已經集中擺放了北京各劇團的大量戲裝。
紅衛兵架起大火堆,烈焰熊熊,一邊燒毀「四舊」,一邊高喊口號:「打倒反革命黑幫!」
「打倒反黨分子xxx!」「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這29人以頭頂地,圍著火堆跪成一圈,身後是數百名紅衛兵。有的拿著木刀、長槍、金瓜錘等道具,有的解下銅頭皮帶,劈頭蓋臉地毒打他們約3小時。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中描述:「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裡。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

文革期間,紅衛兵大肆燒毀戲服、書籍。(網路圖片)
老舍等人回到文聯約晚上7點,還要繼續接受批鬥。楊沫回憶老舍被打傷後的樣子:頭上蓋著一條白手帕,上面有斑斑血漬。天黑後,院裡亮起了燈,老舍就在燈下挨批鬥。幾個女學生緊緊圍著他詢問,不時用皮帶抽打。
文聯革委會副主任浩然描述,一位作家忽然跳出來「揭發」老舍,說他在美國時出賣《駱駝祥子》版權,要美金不要人民幣。其實老舍於1946年赴美時,人民幣並未在大陸流通,更無不要人民幣一說。但是喪失理性的紅衛兵一聽就嚷:讓他把牌子舉起來!一人從老舍頭上摘牌子,大概是被弄疼了,老舍摘下牌子向身邊另一個紅衛兵打去,遭到這群人變本加厲的毒打。
浩然表示,他從一開始就想保護老舍,紅衛兵剛到時還專門給文化部主管打電話:「老舍是保護對象,我們該怎麼辦」對方的態度模糊而不耐煩,最後給的說法是「接受群眾衝擊」。這時浩然見更多的人叫喊著準備圍住老舍,他情急之下說:「他打了紅衛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來。」西長安街派出所派車接走了老舍。浩然說他這麼做,是為了保護老舍。
為什麼那些紅衛兵有權力大張旗鼓衝進文化機關,對數十位文化名人動手施暴?早在1966年4月,中共發布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文藝界各單位是「反黨但社會主義的黑線」,在其中任職的作家、幹部理所當然成為被批判的「黑線人物」。
而紅衛兵殘酷的暴力攻擊,與毛澤東的支持有直接關係。同年8月,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運動,各學校普遍成立紅衛兵,學生打老師的事件迅速蔓延全國。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並對獻袖章的宋彬彬說:「要武嘛!」此後紅衛兵暴力大規模升級,闖入機關或居民住宅,毀壞書籍、文物並肆意毆打「黑線人物」,都得到當局的支持。

文革批鬥現場。(網路圖片)
老舍沉湖之謎
老舍被送到派出所後,直到半夜才獲准回家,並被要求第二天來單位接受批鬥。接他的是胡絜青。她是在派出所的小套間裡,見到老舍坐在一個空桌子前,拄著腦袋,頭上蒙著浸滿血漬的白紗布。
回到家,胡絜青把臥房的剪子、小裁紙刀之類的都拿走,怕他尋短見。舒乙回憶,凌晨入睡前,母親為父親清理傷口,當父親脫掉襯衫後,母親看到他被打的慘狀,想哭又不敢哭。「她取來熱水,用棉花沾著熱水一點一點地把它浸濕泡軟,那背心的面紗竟深深地陷在肉裡。」受盡侮辱之後,老舍卻告訴妻子:「人民是理解我的!黨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總理是最了解我的!」
24日一早,老舍換好衣服,跟孫女道別後出門,就再也沒回家。因為老舍失蹤,紅衛兵還拎著銅頭皮帶到家中尋人。25日下午,胡絜青接到陌生人電話,要求她快到太平湖來。
她趕到湖邊時,只見到打撈上來的老舍遺體:蓋著席子,只露出兩隻腳,黑鞋白襪都是乾淨的。有目擊者告訴她,白天看到老舍坐在湖邊的椅子上不動,拿著毛澤東詩詞念了一天。晚上他就投湖自盡,估計是兩隻腿站在岸上,頭浸下去死的。

1958年盛夏,老舍在一處荷塘小憩。(網路圖片)
天黑了,北京市文聯才派來一輛卡車帶走老舍的遺體,送往八寶山。有人告訴胡絜青,老舍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後不能保留骨灰。清晨回家後,胡絜青發現屋裡屋外到處貼滿了大字報。
同樣是25日下午,舒乙在北京市文聯拿一張蓋有公章的證明書:「我會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到火葬場操辦父親後事。舒乙說:當時是兩個年輕婦女辦的手續。其中有個梳小辮兒的說:上面有規定,這樣的情況不能留骨灰。
《文革受難者》載,雖然無法查證「規定」的來源,但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或打後自殺的人們,無一留下骨灰。由於大規模的暴力與殺戮,北京非正常死亡人數逐日增加,運往的火葬場遺體既沒有標明姓名,也不作血跡清洗,導致焚燒遺體與保管骨灰的困難。同時,中共當局的邏輯是,「他們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殘酷的方式剝奪,對他們的遺體當然也要窮追猛打。」
12年後,老舍得到平反。中共陝西省委辦公廳曾耗時17個月調查「八二三事件」,最終的審查結論認為它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而是「極左」行動偶然發生在一天的巧合,而且找不到總負責人。但是受害者之一的蕭軍女兒蕭耘分析父親留下的資料,堅持認為「『八二三』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
當年遭受迫害的作家、老舍的親友也紛紛公開紀念或研究老舍受難的歷史,對老舍的逝去寄以哀慟!並對文革進行反思。然而,誰幕後操縱紅衛兵,誰是迫害老舍的幕後真兇,老舍自盡前在思考什麼?誰發現了老舍遺體……!這些問題大家莫衷一是,永遠成為歷史的謎。
老舍的自殺,不僅是他個人的厄運,更折射出一個時代的劫難。正如季羨林在回憶老舍的採訪表示,文革是一場「最野蠻、最蠻橫、最沒有人性」的悲劇。10年浩劫雖已成為歷史,但從未遠去,太多有關那段往事的真相仍被中共掩蓋、封殺,我們需要通過僅存的史料一窺中共的本質。挖掘歷史,走近真相,或許能夠發現,滅絕人性的慘案仍然發生在今天。

參考資料:
1. 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
2.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年。
3. 老舍年譜簡編,舒濟,《新文史資料》,1986年第2期。
4. 浩然口述老舍之死,鄭實、浩然,《讀書文摘》,2009年第7期。
5. 寫家春秋——老舍,郎雲、蘇雷,北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

來源轉自:
【2017年01月22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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