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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6日 星期三

從心理學看習近平的恐怖政治──習仲勳與當今維權律師的命運



是在侮辱中國民眾的智力!這不是審判,是。披著法庭外衣的文革批鬥會,審判維權律師彰顯中國打壓人權進入新階段。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
中國剛度過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審判」如同一場卡夫卡式的荒誕噩夢,又如奧威爾的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之翻版。昔日優秀的律師、堅定的維權人士,在被告席上面對「煽動顛覆」的指控,一個個認罪、懺悔、譴責他人、讚美並感謝審判他們的官方。
曾是中國政治犯的筆者從未見過這種「人人誹謗自己」的法庭奇景,禁不住淚流滿面。身在廣州的艾曉明教授說,她的「心都虐碎了」。由於這種大肆張揚的「官媒審判」戲目已經多年罕見,海內外一片錯愕憤怒。人們驚呼:「這是一場騙局!是在侮辱中國民眾的智力!」「這不是審判,是披著法庭外衣的文革批鬥會。」「審判維權律師彰顯中國打壓人權進入新階段。」「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
深感困惑不安的人們尋找原因,但對這種畸形嚴酷的政治現狀,傳統的政治分析已經不敷使用。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作出這個政治決定,不僅出於自身權力與利益的考量,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還有他本人的病態心理。習仲勳一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難與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兒子掌權的這幾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
難道這些還不足以讓我們意識到,有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如同巨大的魔咒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當年習家那個受虐的可憐孩子,長大後變成施虐者,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為此,我們有必要借鑒心理學作為補充,來深入認識習近平時期非同尋常的恐怖政治。

新一輪打壓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至今為止,海內外媒體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學的分析上。對於這場「大國崛起」出現的殘暴的人權鎮壓,有人認為,當局有兩個目的:一是懲罰活動人士,二是利用其來強調習近平的主張。還有人說:審判過程滿足了投射國家權力、把人權倡導者詆毀為敵人的需要。
分析家們的疑問是,為什麼前一屆胡溫政府執政時期,自由派感覺要寬鬆一點,而在習政權治下,卻發生了一個徹底反自由主義的逆轉?專家們將之歸結為執政者的一種恐懼,說是由於當前經濟放緩、內部政治鬥爭激烈,使得習政權擔心,公眾對官員的極端腐敗及濫用職權的憤怒,有朝一日會爆發為得到國外支持的公開反抗。
這樣的政治分析當然有一定道理,既得利益集團確實是為了維護權力不擇手段。但我們還是不能完全肯定,習政權受到的壓力與威脅就真的就比胡溫時期更大,以致他們不得不使用如此可憎的文革手段?
傳統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的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統治者作出的政治決定,一定是對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種理性算計的行為。然而在這場大審判裡,人們沒有看到習政權有什麼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顏無恥的欺詐,瘋狂的倒行逆施。由此引起針對習近平本人的惡評如潮,無論國內國外,他已樹敵眾多。
在習政權的鎮壓中充滿了精神病態的非理性成份,損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學的解釋,領導人的政治行為有時只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例如,毛澤東早年曾受過知識分子名流的輕視,他掌權後實行的仇視踐踏知識分子的政策,被認為是為了滿足其報復心理。
由此可見,在政治個體研究中,引入心理學作為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與理性有時會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個性心理特質嚴重影響他們的政治決策。
其實,早就有人注意到習近平的心理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多位評論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習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有人甚至直指:「習近平不是習仲勳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其理由是:習近平曾因其父的「反黨」問題慘遭株連,但他卻不肯清算毛澤東的罪惡,反而對毛的政策情有獨鍾。這就像一九七三年發生在斯德哥爾摩銀行的搶劫案: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了強烈的愛的情感。

受虐孩子為何長大成為施虐者
然而,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人只是出於自我防衛機制,對加害者產生感情並為之辯護而已,他們並不模仿加害者去迫害他人。習近平的症狀比較奇特,身為當年的受害者,他在上台的這幾年卻高舉施害者毛澤東的旗幟,對他不喜歡的人實施毛式政治迫害,製造文革式的恐怖。
幸好有生態學家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觀察認識人類的新角度。在秘魯鵜鶘鳥繁殖棲息地,研究者發現,成年鳥兒去鄰居鳥巢啄咬那裡的雛鳥,而那些沒有被啄死的雛鳥成年後,就像曾向它施虐的成年鳥一樣,殘忍地攻擊其他雛鳥。這種「暴力的怪圈」現象在人類被稱作「虐童」。當然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人類的「虐童」現象遠遠不像野生鵜鶘鳥那樣普遍。
現代心理學家一致承認: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有的影響是正面的,例如,因為童年曾遭受過苦難,有些人會終身致力於消除產生苦難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獻身於崇高事業的人權、環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數受過虐待的兒童,由於心理創傷過於深重,長大後變成施虐者。很不幸,習近平就是其中一個。
一九六二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被毛澤東、康生迫害,全家遭株連。當時才九歲的次子習近平成了「黑幫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視、欺凌和折磨。文革中,習近平曾被紅衛兵追趕羞辱,被戴上高帽批鬥,被威脅說要槍斃他。他挨饑受餓,被逼流浪,還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為犯人關押。後來他下鄉在陝西最貧困的窯洞村,被變相勞改了七年。
令這個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個事件,是他在落難時曾被自己的母親告發。據媒體報道,當年習近平被關押時,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讓媽媽給饑餓的他弄點吃的。但他沒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鬥時舉手喊口號打倒他的媽媽,見兒子逃回家不但沒給他東西吃,反而冒著大雨告發兒子去了。絕望的習近平只能痛哭著從家裡逃走,第二天又被抓進少管所。
從心理學角度看,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是「不帶血的心靈殺手」,它的後果幾乎是毀滅性的。精神虐待打擊的是人的生命內核,會扼殺孩子對親人的最後的一點信任感以及自我尊嚴感。遭受過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會人格破碎,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如果沒有及時獲得愛之溫暖撫慰或者專業的心理治療,那麼,這個孩子很可能從此就帶著殘破冷酷的心靈生活。

報復快感獲心理解脫
從那之後,習近平學會隱藏起他對世界的仇恨與報復心理,一味低調賤化自己,原本不討人喜歡的他在鄉下學會了如何「來事」。他貌似忠厚地與群眾打成一片,十次爭取入黨表現政治進步,終於在險惡的環境裡咬著牙活下來。當年,父親習仲勳曾老淚縱橫地對一個叫楊屏的小朋友說:「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二○○○年,在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習近平這樣談他對政治的認識:「幾乎不曾有過權力的人,那些一直距離權力很遙遠的人,往往認為這些東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過表面的東西──權力和鮮花,榮耀和掌聲──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際關係。對政治我有更深層的瞭解。」
心理學家一定會從這段話裡認識到:這個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從未痊愈。因為父親平反後重登高位的緣故,習近平在文革後仕途一帆風順。雖然被前妻拋棄,但他後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這一切外在的顯赫的成功都幫不了他,他那在成長階段受到損傷的人格仍然支離破碎。
在共產黨高層權欲熏心、勾心鬥角的世界裡,沒有人教給他愛與自愛、重建人格的課程,他無從獲得有關自我尊嚴、尊重與理解他人的人生智慧。長年積蓄壓抑的痛苦與仇恨無法化解,在大權在握之時,他終於有了機會懲治他人,以尋求報復的快感,獲得自我心理解脫。於是,我們看到這位紅二代出手「高調亮劍」。
十五年前,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曾給「敬愛的爸爸」習仲勳寫過一封拜壽信,其中有這樣感人的句子:「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並且要求我也這樣做。我已把你的教誨牢記在心,身體力行。」但對這位曾被生活嚴重欺騙、已不知誠實為何物的兒子來說,父子關係只是他自己所說的「浮躁的人際關係」中的一種。事實上,他在攫取最高權力之後,處處違背父訓,走到「從不整人」的父親習仲勳的反面。

習家在文革所遭迫害今日重演
國際人權組織可以擬出一個長長的名單,證明習近平上台後對中國公民所實施的各種嚴重的人權侵犯,此人現已被視為一個惡名昭彰的「整人霸王」。如果我們將習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迫害,與當今「七○九維權律師」所遭受的折磨做一個比較,可以發現二者驚人的相似。
第一,突然襲擊。一九六二年九月,如同晴天霹靂,因為一本叫《劉志丹》的小說,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等人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立案審查長達十六年之久,涉案幾萬人;二○一五年七月,幾百位中國律師、維權人士及其親屬,突然毫無預警地遭到公安當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和刑事拘留。
第二,捏造罪名。一九六三年,習仲勳被毛澤東捏造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點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習仲勳當年出訪東德時,曾用一個雙筒望遠鏡遙望柏林牆,這件事在文革中被指控為「裡通外國」;二○一六年,多位為維護受害者權利的律師和人權人士,毫無根據地被習政權指控為「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三,公開羞辱。一九六七年,習仲勳多次被造反派揪到群眾集會上去批鬥,要求他交代「反黨罪行」。如前所述,年幼的習近平本人也曾被公開揪出去批鬥過;二○一六年,多位被抓捕的「七○九律師」在電視、微博等媒體公開亮相,低頭認罪。
第四,酷刑折磨。文革中,習仲勳在「拼刺刀會」的批鬥會上,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一隻耳朵被打聾,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二○一六年,多位入獄的律師和人權人士被證實遭受了酷刑,例如謝陽和余文生等律師。當今的酷刑不僅是毒打,還有其他種種變態的折磨方式。據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私下透露,中國審訊官強迫他吃一種中藥,使他頭疼如同爆炸,不交代就不給解藥。
第五,逼人互揭。當年為打倒習仲勳,毛與康生動員了一大批習仲勳的老戰友出面揭發。揭發習仲勳的人中有原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高崗的妻子李力群等人,後來證明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二○一六年「黑色一周」前後,在媒體現身的多位維權律師,被逼公開揭發指責昔日合作的同事與上司,並攻擊曾幫助過他們的組織和個人。在法庭上,他們如同背書一樣背誦各種不實之詞。
第六,株連親屬。當年習仲勳受迫害時,其妻兒都在劫難逃。妻子齊心在幹校被審查七年之久,幾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都被剝奪上學的權利,被迫下放勞動,大姐習和平不堪迫害自殺而死。習仲勳在關押期間曾有四年不准見妻兒,當他於一九七二年再見到妻兒時,竟然連兩個親生兒子都不認識了。今天,一些「七○九維權律師」在被捕一年多之後,仍然不允許見家屬。他們的案件開庭時,其親屬被禁止旁聽。一些律師的妻子也被迫害,被毆打,被限制人身自由並被切斷經濟來源,甚至連孩子也被禁出國。目前,仍然有律師的妻子帶著年幼的孩子奔走在逃亡途中。

問題在醜惡的政治制度
至此,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已經清晰地顯示出來。在文革過去五十年,中國殘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轍,只是再也沒有當年曾拯救過習仲勳的胡耀邦了。
問題不僅在於一個掌權者可怕的心理病態,問題更在於一個權力不被制約的政治制度。這個醜惡的制度無法阻止一個病態的人繼續糟蹋國家、禍害人民,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後制定的「撥亂反正」政策淪為具有反諷意味的笑話。從長遠看,無論希特勒、斯大林,還是毛澤東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滅的命運。但是,如何斬斷眼前這個詛咒之鏈,解除這個巨大的魔咒,是當今中國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責任。

二○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來源轉自:
【2016年9月號 爭鳴總467期 (瑞典)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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