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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4日 星期六

習近平外交:思路、問題和前景


圍繞南海仲裁的衝突,比當年圍繞台灣和釣魚島的東海衝突,更凸顯習近平時代的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中存在著嚴重問題。就筆者目前掌握資訊看,這些問題還不是傳統國際關係...
圍繞南海仲裁的衝突,比當年圍繞台灣和釣魚島的東海衝突,更凸顯習近平時代的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中存在著嚴重問題。就筆者目前掌握資訊看,這些問題還不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解釋的那樣:崛起的中國為爭奪霸權、資源、地緣政治地位和國際影響力而蓄意挑起爭端;這些衝突是由於習近平及他領導的中國外交界缺乏必要的知識導致外交方略存在嚴重問題;如果不能糾正這些失誤,中國不僅實現國家外交利益上事倍功半,而且勢必在國際政治各領域中都事與願違地竹籃打水一場空。
中國外交思路沿革
當今中國始於建立人類大同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雖然其後在各國奪權的革命實踐中,許多成功的共產黨人都成為民族主義者,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深深影響他們的外交思路,這個第一代外交思路就是以兩大陣營的對抗為基本依據。「一邊倒」國策、參加韓戰和越戰、與資本主義世界對抗、以及對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武裝力量支持,都出於這一思路。七○年代初,當發展中國家將中國送入聯合國後。中國迅速調整外交思路,提出三個世界和反霸理論,以在聯合國及國際社會充當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在面臨入侵壓力下,中共事實上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
鄧小平主導中國政治後,將經濟建設作為執政黨的中心任務。外交思路也進行根本調整。在國際局勢主流是和平與發展這一判斷基礎上,提出服務於經濟發展需要的對外開放的外交思路。這一思路顛覆中共建黨以來與資本主義世界對抗或任何在對抗中界定外交思路的做法,轉而追求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尋求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市場、技術、設備、企業管理和國家政策制定經驗以及相應的經濟專業知識。另一方面,放棄做世界領袖的姿態,大幅度削減對外援助,取消支持其他國家內部顛覆力量的資源投入。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和冷戰結束,西方對中國的人權、經濟和地緣政治政策開始趨於強硬,在雙邊和國際事務中的許多具體問題上開始杯葛中國。但中共並沒有改變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思路,而是採取韜光養晦的低姿態,通過加入國際經濟合作機制、與主要國家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積極促進全球反恐合作以及宣稱和平崛起等方式,緩解西方的顧慮。

習近平的外交革命
人們已經看到習近平繼位以來在內政的重大改變:通過政變建立個人極權進而對國家政治體制和經濟社會管理體制實施一場革命變革,但對他的外交方面更注意的是周邊地區發生的惡化衝突。這會忽視習近平在外交領域的革命性轉變,誤讀他的基本思路。其實,習近平外交思路是,在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的基礎上,系統地整合國家內外資源,通過發展與其他國家深度穩定的利益相關的合作,建立中國持久的國際影響力。
習近平的外交思路在兩個方面繼承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思路:
第一,在多元世界中謀求合作雙贏的局面,而不是在對抗中實現自己的理念;
第二,將物質利益作為持久合作的堅實基礎。
他的調整也是兩點:
第一,有所作為地承擔起大國在地區和世界秩序中的建設性主導責任,而不再韜光養晦避免出頭;
第二,整合國家的內外資源,系統、持續地投放到各地區和各領域,而不再零碎、多變地應對各種外部挑戰和需求。
典型地體現習近平的思路是一帶一路的構思。一帶一路的建設,是通過與周邊國家合作實現優勢互補的共同發展,建立中國周邊地區的持久穩定可靠的和平與中國在這一區域的主導影響力。這種互補,名義上是產能、技術、資金、基建及發展規劃的對接,其實是中國提供無償或低息信貸支持。習近平要求中國一帶一路的規劃和實施,立足於其他國家的政府發展規劃上。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中國也根據自己的資源需要和優勢,與那些地區國家簽訂合同,通過物質利益相互依賴而建立持久堅實的合作關係。在對美國和歐洲的雙邊關係上,繼續使用強大的購買力和現金投放作為手段,化解熱點衝突引發的危機,培植那些國家內部的利益集團作為促進他們國家與中國合作的樁腳。

習氏外交思路中的死穴
因為他要建立可靠、持久、系統的和平合作,習近平預期自己的外交思路應受國際社會歡迎。但是,國際社會對他的印象卻是到處莽撞生事,導致國際社會誤讀他的原因首先是他執政以來的外交亂象叢生。首先,一帶一路還沒產生利益相關的和平基礎時,東海和南海不斷發生軍事對峙甚至衝突。其次,在新疆、西藏、台灣和香港發生的大規模反中國的青年佔主體的分離主義運動,凸顯習近平在政體取向上是個強硬保守派。再次,習近平在處理危機問題時,表現出依仗實力無視國際規則的做法,讓人感到他不遵守規矩和不可理喻。最後,習近平以經濟資源作為手段,到處插手國際事務和要主導地區事務的做法,讓當地人覺得中國要替代美國建立世界新霸權的新殖民主義。習近平的外交思路,淪為空話,不僅不被相信,而是沒人注意他的新思路。
習近平外交思路事與願違,不是習近平被誤讀了,而是習近平的思路中有致命問題。習近平和他的國際關係智囊對人類國際政治知識的瞭解和訓練極度缺乏。

三個問題尤其重要:
第一,習近平及他的外交智囊不理解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這些理論都是基於對國際政治衝突和合作的經驗觀察基礎上的。習近平及智囊還停留在以偏好替代現實的政治思維水準,導致錯誤估計事態演進,採取錯誤應對措施。例如,在民族國家的衝突中,經濟利益作用不大;宗教、意識形態、文化、歷史及政治位勢等因素更重要。
第二,習近平對自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伐利亞條約以來的國際政治體系演進及國際法基本不清楚。當事態演進未能如習近平所期待地發展時,他便濫用本該守底線的武力威脅。使得他顯得無視國際規則和國際法,蠻橫地處理政治分歧,挑戰現有國際體系,改寫國際規則。
第三,習近平及智囊對各國政治和歷史也缺乏瞭解。當那些國家出現大的政局動盪和變故時,他的經濟合作方案難以為繼,中國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習近平最終會多方碰壁後回歸現實主義,但有兩種可能,一是走向窮兵黷武。就如鄧小平內政發展思路一樣,原本以威權作為手段保發展,指望經濟發展會消除問題。但現實是,威權不僅不能消除問題,還造成更多更大問題,這是當年法西斯國家的蛻變之路。習近平碰壁後的武力反應也有這種趨勢。另一個可能,就是尊重國際規則和國際和平建構的原則,但迄今為止,能做到這一點的大國,必須在國內實現憲政民主。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來源轉自:
【2016年8月號 動向總372期 (美國) 王軍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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