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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8日 星期五

香港為什麼沉淪


梁振英上場後,香港明顯倒退到五六十年代。

建制派勢將換向「新香港人」上位。
東方之珠的隕落
港府公佈的今年第三季度經濟數據,GDP只有百分之二點三,比上一季度的二點八放緩。同時,在構成GDP的細項中,多數指標增速比上季放緩甚至負增長,其中尤以投資開支更由上季的百分之五點二急劇惡化至跌百分之六點五!本港明年僱員加薪幅度在除卻通脹後,實質只得百分之一點五。股市波動、樓市泡沫、消費疲弱、遊客銳減、金融業窮途末路、科技創新舉步維艱,種種不利因素接踵浮現,一點利好消息或柳暗花明的轉機希望都欠缺。不僅李嘉誠在逐步轉移資金往國外,不少外商也正醞釀撤離香港。經濟學者悲嘆,本港曾經擁有的制度性優勢已發生逆轉,經濟逐漸陷入衰退,香港這個曾與紐約、倫敦並稱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的東方之珠的隕落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根本原因在哪裡?誠如香港一些報評所指出的:在於本港經濟對內地經濟的依存度太高,隨著中國政經改革的失敗,香港受到的影響直接而深廣。這也成為經濟學者和社會許多人的共識。
從歷史數據看香港衰退
事實上,本港的經濟增長率持續降低並非始自今日,仔細察看歷史數據,不難見到其中的來龍去脈。九七回歸之前,香港經濟增長率高踞東亞,成為四條小龍之首,但是九七之後,便開始陷進戰後未曾有過的衰退。儘管○四至○七年一度出現局部的復甦假象,但是○八年金融海嘯之後,經濟形勢便每況愈下。二○一一年香港的GDP約為二千四百二十九億美元;二○一二年是二千六百二十四億美元;二○一三年是二千七百三十億美元;二○一四年為二千八百九十六億美元;今年估計也就二千九百億美元左右。這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增長性可言,而隨時都可能墮入負增長泥潭中去。
從人均收入看,回歸前,本港是二萬七千三百三十美元,高踞亞洲四小龍之首。但到了二○一二年,香港遠遠落後了,人均收入只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四點六。須知那段時間,香港還多得北京的特殊「照顧」、「支持」,又是加緊中港「前店後廠」的經濟融合,又是大舉放寬「自由行」,但這些舉措並沒有鞏固發展香港的經濟基礎,反倒令香港經濟結構出現從未有過的失常,貧富懸殊迅速加劇,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香港的堅尼指數在二○一二年就已突破零點五三七的水平,是戰後四十年來最高。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發表年度報告稱,香港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是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
為什麼在英國殖民者統治之下香港造就了「神話」,回歸十幾年這「神話」就開始破滅?始作俑者從不願意去承認和承擔責任,反將香港的敗落歸咎於港人心態沒有回歸,缺乏愛國主義精神。因此,北京一再要求,香港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去殖民化」,樹「大陸化」;經濟上和大陸融合,搞「一體化」。簡單講就是偏重「一國」,忽略「兩制」。
但是世人都看得很清楚,香港人更是清醒地意識到,殖民地時期的經濟輝煌是源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制度,回歸之後的衰落,當然也是因為制度原因所致。事實就是「殖民化」造就了香港的繁榮,「大陸化」扼殺葬送了香港繁榮。歷史就是這樣無情地嘲弄著中共。

「大陸化」是香港困局的禍根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參加深圳舉辦的一個國際論壇期間,談到制度問題時客觀地指出:中國的制度環境,其實對於經濟發展是不利的,權力過份壟斷,權力壓榨資本,資本壓榨工人。現在第一強勢力量是權力,第二強勢力量是資本,社會底層是最弱勢力量。資本一遇到權力就得挨宰。當權力和資本合流時,共同壓榨的是社會底層。這位教授可算是中共體制內的明白人。
中共所奉行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質上與自由資本主義格格不入,根本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制度。所謂「共產」,實際就是以革命鬥爭及政治正確的理由侵犯公民合法私有財產,給搶劫別人財富尋找正當藉口。大陸六十六年來人民種種水深火熱的苦難,尤其是中國經濟規模躋身全球「老二」後,百分之九十的財富被掌控在百分之五的權貴手中的社會現實,均證明了「共產」搶劫人民的事實。因此,以北京的「共產」這一制,去統治領導香港自由資本主義這一制,要拿意識形態的桎梏來綁架改造港人,香港這隻原會生金蛋的金鵝不苟延殘喘、瀕臨死亡才是怪事。
香港回歸後的社會現實就是資本和權力的高度結合,大搞壟斷,壓榨吮吸香港的社會財富。一方面,香港的各個重要部門都安插了大量的中共人員,連特首也被指是中共地下黨員。中資背景的港股、中資企業市值佔去大半江山,金融及銀行業,中資勢力快速冒起。另一方面,為了全面掌控香港,「港人治港」的精英及倚重的對象都是一些紅頂商人,為了籠絡他們及取得他們的支持,中共搬出取得政權之前屢試不爽的收買欺騙的「統戰」手法,對這些香港富豪極盡拉攏討好,不斷給予各種關照,高度與權力聯繫緊密的領域,比如地產、通訊、電力、港口亦獲得了網開一面的「放開」。一些原不算巨富的商人紛紛轉行去做地產,結果就是回歸的頭十年,本港製造業的比重,便從九七年的原佔百分之八點三下降至不足五個百分點。可見香港製造業的衰亡,不僅是向珠三角轉移的結果,更是畸形的房地產一枝獨秀,排擠他業的惡果。這種畸形的經濟形成在亞洲所有的經濟體中是絕無僅有的。由於亞洲各國對這種權力與資本高度結合的壟斷都會以立法加以限制,而香港則在權力的放縱與催谷下被有意識地導向絕境,在有形之手的干預下,使香港經濟失去實體產業的支撐而發展後繼乏力。同一時間,比香港土地更少,人口密度更大的新加坡的進步超越香港,這個海港城市國家沒有房地產危機,更沒有靠壟斷起家的大地產商,而香港瘋狂的房地產業使香港市場再沒有自由競爭,使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被香港四十大家族佔據,高企的房價下港人無法安居樂業,香港年青人被逼走上街頭抗爭之路。

香港制度優勢被嚴重侵蝕
正是這種中共權力和大商家資本結合的壟斷掠奪,使香港法治和公平、自由等制度優勢被嚴重侵蝕,造成了香港社會各個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乃至整體經濟生機和活力之源的喪失,並導致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衰落退化。
沒有大陸真正的以民主自由為根本的政治改革成功,絕不會有香港的繁榮發展和港人的自由富足安定,香港的經濟民生困局就只會越陷越深。歷史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來源轉自:
【2016年2月號 爭鳴總460期 林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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