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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1日 星期四

新書揭現周恩來的同性戀情


「gay」靈過人的周恩來。
新書揭秘周恩來真實感情世界
今年初在香港出版的新書《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是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蔡詠梅多年來的追查成果。她憑著敏銳的觸覺,從大批已公開的歷史資料,抽絲剝繭,梳理分析,論證一直被中共奉為完人的開國總理周恩來,是一名同性戀者。他深愛的對象,是他的南開學校學弟李福景。疑似的愛戀對象,就包括他的南開老師伉鼐如,以及獲中共譽為十大國際友人之一的新西蘭籍社會運動家路易艾黎(Rewi Alley,以下簡稱艾黎)。
蔡撰寫此書的緣起,是幾年前一次朋友聚會,得悉澳洲和新西蘭的新聞界及外交界,近十年多來一直流傳周恩來是同性戀者,因而觸發起她的好奇心,展開研究。至於傳聞的由來,是澳洲共產黨受到蘇東波的瓦解衝擊,於一九九一年解散,一批澳共黨員的書信被解密,當中披露周恩來和大洋洲某人有不太尋常的友誼,這人很可能就是艾黎。
本書作者如偵探查案一樣,從周恩來的成長經歷、婚姻狀況、男女緋聞、政治生涯等各方面逐一分析。新書的首兩章力證周恩來與鄧穎超的結合,是一場政治婚姻,並為了掩飾其真實的性取向及想達成傳宗接代的家族任務。而有關周恩來的種種男女緋開,都是子虛烏有或蓄意製做的煙幕。第三章提供了較有力的證據,就是一九九八年周恩來百年生日紀念時,由中共官方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一批周恩來早期文章,包括他在一九一八年留學日本時寫的日記。
那時周恩來年方二十,在日記首篇坦言受情所困,該篇最後一句是:「有生以來沾著一個情字,至於赤子之心……」省略號後面的一行文字,竟用毛筆塗黑。周恩來這個「情」,蔡詠梅論證是他因為與戀人李福景分離而觸發的思念之情。但由於社會禁忌,他不敢在日記中說明。
李福景(字新慧,周恩來常稱他為慧弟),比周恩來小兩歲,兩人關係始於家庭世交。李福景的父親李金藻是惜才之人,他從周恩來伯父口中得知周恩來家境困頓、聰敏好學,便安排周恩來到自己任校董的南開學校就讀,並讓兒子李福景與周同住一宿舍,其後又資助周去日本留學。
一九一六年,周恩來在其主編的學生刊物內,曾撰文這樣形容李福景:「吾每睹新慧,輒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願作竟日談,何可一日無此君之慨。」周恩來中學畢業後到日本升學,與李福景分隔異地,日記中多次出現了感情受困的痛苦詩句,如「綿綿葛藟綿綿恨,寸寸思想寸寸灰」、「君王若問妾顏色,莫到不如宮裡時」等。
周在日記中又一再表示厭惡兩性婚姻,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的日記上寫道:「我想人生在世,戀愛是一種事;夫妻又是一種事。戀愛是由情生出來的。不分男女,不分萬物,凡一方面發出情來,那一方能感應的,這就可以算作戀愛。所以馬狗都可以有報恩的事體。至於夫妻,那純粹為組織家庭、傳流人種的關係,才有這個結合。」

與「慧弟」李福景的戀情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得悉李福景決定到香港大學升學,不去日本跟他一起生活,周大受打擊,日記結構突然變得散亂,甚至只得寥寥數語,間中還流露悲淒之情:「每當月夕風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尤難受也!」,「月夜淒涼,宛如舊日,回想前情,心焉愴惻矣!」
這次感情創傷,影響到周無心繼續留在日本讀書,一九一九年初回到天津入讀新開辦的南開大學,參與了五四運動,一九二○年初被捕拘留近半年。出獄後,周與李福景獲南開大學校董嚴修推薦和資助,成了第五批往法國的勤工儉學成員。其實兩人最終目的地是英國。這段短暫的留英歷史,周恩來和中共官方一直刻意淡化或迴避。後因周經濟出現困難不能留在英國升學生活,無奈獨個兒回到法國,自此與李福景一起,思想轉趨激進,繼而走上共產革命之路。

性傾向受挫與「被逼上梁山」
周恩來原本認同溫和的中間政治路線,他在歐洲選擇投身共產革命,曾自稱是「被逼上梁山」。蔡詠梅認為,當中有社會因素,也有他的性傾向得不到社會認同兼感情受挫的原因。
而與周恩來同齡,終身未婚、在中國大陸終老的新西蘭人艾黎,在四十歲時開始跟周恩來交往。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前,不少新西蘭人都視艾黎為獻身援助中國的國家英雄,但隨著更多史料的出現,艾黎以往的偉大事跡受到多方質疑。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政治學教授安琳(Anne-Marie Brady)在九十年代深入研究艾黎的生平,在二○○三年出版著作《中國的朋友──路易‧艾黎之謎》,研究期間,受到中共官方的打壓,甚至新西蘭的一些艾黎研究者,和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也封殺她的相關論文。指:討論他的性傾向「不利國家利益」。
蔡慨嘆,享有言論和學術自由的新西蘭,要正視一個平民英雄艾黎的性傾向尚且有難度,何況在仍然有嚴密思想控制、出版審查的中國大陸,更何況周恩來是中共國父級的「聖人」,非艾黎可比,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她指出,除了中共的政治壓力,中國社會到了清末民初時期,因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想影響,已減少了過往對同性戀的寬容。到了中共上台,同性戀更進一步被污名為流氓罪、雞奸罪,有關同性戀的話題成為禁忌,完全從社會上消失。即使到了現在,中國仍普遍缺乏對同性戀的認識。大陸的學者即使接觸到周恩來感情生活方面一些讓他們感到困惑、難以解釋的材料,可能因為缺乏同性戀知識,而未能從這方面著手研究,甚至可能從未懷疑過周恩來有同性戀傾向。另外周恩來克己奉公的形象特別符合中國人對公眾人物的道德要求,因此傾向於將周恩來拔高來仰視,而下意識拒絕其他角度的解讀。
蔡表示,沒有資料顯示毛澤東是周恩來的愛戀對象,但周不見容於社會的性傾向,可能強化了他對毛這種威權領袖的服從,也因害怕同性戀秘密被揭穿,令自己遭到比劉少奇更悲慘的下場,所以對毛澤東十分畏懼,即使不同意毛的主張,也會忠於毛的決定,在文革時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親人來保護自己。周恩來是對中國陷入極權主義泥沼和毛澤東暴政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其真實的人性遠比其面譜化的定位複雜很多。在研究的過程中,蔡對周恩來產生一些同情和諒解,覺得他是一個不幸早生了一百年的同性戀政要,一個多少值得同情的悲劇人物。他的一生也投射出同性戀者在中國近代一百年痛苦掙扎的命運。而更令人扼腕的是,他錯誤的人生選擇,還禍延天下蒼生,讓今天的中國人至今還在承擔後果。

來源轉自:
【2016年1月號 動向總365期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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