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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2日 星期四

【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前言)

        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後,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甚麼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後面的週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甚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大紀元配圖)
        與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不但大肆屠殺民眾,對其內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極其殘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戰勝了「黨性」的異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嚇人民,也需要恐嚇自己人,以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鬥堡壘」。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文化中充滿了人與人的關懷和愛,對生命的敬畏和對神的感恩。東方人說「己所不慾,勿施於人」;西方人說「要愛人如己」。唯有共產黨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為了維持一個「鬥」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動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殺人,還要挑動群眾互相殺。讓人民在不斷的殺人中學會漠視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種種非人的殘忍暴行面前,變得習慣與麻木,使得僥倖逃過暴行成為最值得慶幸的事,從而使中共的統治可以憑藉殘酷鎮壓得以維繫。
        因此,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鬥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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