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您也許認為這是境外敵對勢力討伐中共的檄文，您錯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
高唱「普選」，要求「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的中共，在竊取政權之後，連「普選」的話題都成為了禁忌，號稱「當家做主」的人民卻毫無做主的權利。如此行徑，連「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
(大紀元配圖)
「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是鞏固黨執政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的根本需要。」（2004年11月23日第九版）
在中共最近拋出的所謂新「三不主義」，居首的是「在不爭論中發展」。「發展」是假，強調「一言堂」的「不爭論」才是中共的真實目的。
江澤民曾接受CBS著名記者華萊士採訪，對「中國為何依然沒有實現普選」的問題，他當時做出如下解釋：「中國人素質太差」。
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華日報》上，共產黨就呼籲，「他們（國民黨）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動寫照。
六四後的中共，是揹負著沉重的人權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歷史給了中共選擇的機會：第一條路是學會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權；第二條路是對內繼續侵犯人權，對外進行人權偽裝，逃避譴責。
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二條路：豢養出一大批包括科學界、宗教界在內的專門向外欺騙宣傳、鼓吹中共人權進步的偽裝人才；拼湊出了一大套強詞奪理的甚麼「溫飽權」之類的人權謬論（當人肚子餓了就不能有說話的權利了？就算不準肚子餓的人說話，那肚子飽的人也不能替挨餓的人說話？）；以及無止境地玩弄人權遊戲來矇蔽中國人民和西方民主國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國人權的最好時期」。
中共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這純屬中共玩弄的文字遊戲。在中共的統治下，多少人被剝奪了信仰、言論、出版、集會、辯護的權利，甚至還規定某些團體的上訪都算違法；2004年以來，一些上訪團體多次要求在北京組織遊行，政府不僅不同意，還把申請的人抓起來。；就連被中共憲法確定的香港「一國兩制」都是騙局。甚麼50年不變，5年便要試圖通過23條惡法將兩制變為一制。
利用「言論寬鬆」假象來掩蓋監視控制的實質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國人現在說話比過去看起來寬鬆多了，互聯網的出現，也使得消息傳播起來更快。所以，中共就宣傳說言論自由了，而且很多民眾也這麼認為。這是個假象。不是中共變得仁慈了，而是社會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中共擋不住了。從中共在互聯網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網、過濾、監視、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違背人權良知的資本家的幫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經實現了在警車行進中就可以監測所有上網人士一舉一動的技術裝備。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為，當著人的面公開幹壞事，它的人權怎麼可能進步了呢，連它自己也說是「外鬆內緊」，流氓本質根本就沒有任何改變。
為了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爭取臉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嚴懲人權侵犯的活動。可是，這都是做給外國人看的，完全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因為在中國，最大的迫害人權之徒就是共產黨自己以及它的前總書記江澤民、原政法委書記羅干、公安部長周永康和副部長劉京。靠這些人來打擊人權犯罪活動，無疑賊喊捉賊。
這就如同一個強姦慣犯，過去在背地裏一天凌辱10個少女。後來，來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當著行人的面一天凌辱一個少女。能說這個罪犯是在變好？從過去背著人到現在當著人面強姦少女，只能說明這個罪犯幹的勾當比原來還要下流無恥。而這個強姦慣犯的本性一點沒變，只是做起來不如以前方便罷了。
中共就如同那個流氓強姦犯。中共的獨裁本質，害怕失去權力的本能，注定了它不會尊重人民的權利。它在偽裝人權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財力，遠遠超過其真正用於改善人權的努力。共產流氓肆虐中華，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不幸。
（二）利用「法律」手段，「穿著西服」耍流氓
中共為維護特權集團的私利，一方面撕下偽裝，徹底拋棄工農民眾，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共人權醜聞曝光到國際社會，欺騙和流氓手段也「與時俱進」，用「法治」、「市場」、「為民」、「改革」等等時髦的詞彙給人灌迷魂湯。穿著西服的中共邪惡流氓本性沒有改變，比以前穿中山裝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而已。就像《動物農場》中描述的豬學會了站起了用兩條腿走路一樣，站著走的豬給了豬新的形象，而豬的「豬性」沒有改。
(大紀元配圖)
這些東西被作為所謂的「法律依據」下達給各級執法人員，來嚴厲打擊人民群眾「反迫害、爭自由、維護人權」的各種努力。
2）「非政治化」的問題，用「政治化」的手段來解決
把普通的社會問題，上升到「同黨爭奪群眾」、「亡黨亡國」、「動亂」、「敵對勢力」等高度，將「非政治化」的問題蓄意「政治化」，然後用搞政治運動的宣傳方式，來煽動人們的仇恨情緒。
3）「政治化」的問題，用「非政治化」的手段來解決
對於一些民運人士或自由知識份子，中共最新的打擊手法就是設計圈套，製造「嫖娼」、「偷稅」等「民事刑事罪」，來把他們投入監獄。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譴責，更能利用這些敗壞名譽的罪名把當事者在大眾面前羞辱一番。
如果要說中共的流氓本性有變化的話，就是變得更可恥，更沒有人性。
（三）綁架十幾億人民的「人質流氓文化」
如果一個破門入室、見色起心的強盜在法庭上辯護說，他的「強姦行為」使他沒有機會殺死受害人，在「強姦」和「殺人」之間，不是殺人更壞嗎？所以，他應該被當庭無罪釋放，人們還應該歌頌他「強姦有理」。
聽起來很荒唐，可是在這一點上，中共六四鎮壓的邏輯跟那個強盜是一樣的：它說「鎮壓學生」及時地避免了一場可能會引起的「內亂」。所以，比起「內亂」來，「鎮壓有理」。
強盜在法庭上反問法官「是強姦好，還是殺人好」，這說明了甚麼呢？這只能說明這個強姦犯的流氓無恥。同樣在「六四」問題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檢討殺人該不該認罪的問題，而是質問社會「是鎮壓好，還是打內戰好」。
中共控制了整個國家機器和宣傳工具，可以說13億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質。只要有這13億人質在手，中共的「人質理論」總是可以說，如果它不鎮壓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現內亂，國家將陷入災難。在這樣的藉口下，中共隨時隨地想要鎮壓誰，都可以鎮壓誰了，而且永遠「鎮壓有理」。如此強姦民意，還有比這更無賴的大流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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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普遍感到現在比過去「自由」多了，從而對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滿希望。其實，人民被「賜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機感有很大關係。只要有利於維護黨的集團利益，中共是甚麼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也可以賞賜一點點。
但是，在共產黨統治下、靠恩賜所得到的「自由」是沒有法律保障的。這個「自由」是中共在國際大潮流下用來麻痺控制人民的工具。從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專制利益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一旦這個衝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時，中共就會瞬間收回一切「自由」。中共歷史上出現過幾次言論相對自由的時期，後來又跌入嚴厲管制時期，反反覆覆，就是中共的這種流氓本性的表現。
在如今的網絡時代，如果大家去讀新華網或者人民網，你會發現那裏確實有相當份量的負面消息。一是現在壞消息太多，傳播也快，行業競爭，不報不行；二是這個報導的基點符合了黨的利益──「小罵大幫忙」──壞事的原因都歸到某個人身上，與黨無關，而「解決的途徑」一定要落腳到「非靠黨的領導不可」。中共對於甚麼該報，甚麼不該報，報到甚麼程度，是大陸媒體報，還是讓海外收編的親共媒體報，如何把壞消息「昇華」為凝聚民心的好結果，可謂爐火純青。許多大陸年輕人覺得現在中共言論挺自由的，從而對中共恩愛有加、充滿希望，就是中共這種「精緻的」流氓媒體策略的犧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會局面搞得越是一團糟，輔以適當報導的負面消息，反而能威脅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強權才能控制大局，脅迫人們除了擁護中共外，別無他途。
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釋放出甚麼改善人權的善意，大可不必認為中共就脫胎換骨了。中共在推翻國民黨的鬥爭中，本來就是以民主鬥士的面目出現的。中共的流氓本性決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諾都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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